一、信息不对称影响整个经济生活
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最经典的经济理论之一，几乎在所有的现代经济教科书中都能看到关于这个理论的内容，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高深的理论呢？其实许多真理往往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简单的来说，就是说您知道事儿的我不知道，我先知道的您后知道。可不要小看这一先一后，在股市中先知道的人就可以买的便宜，当消息明朗后才知道的人往往要说，“如果我早知道也会…… ”
。每天都有许多的人靠着不对称的信息在股市中赚到了真金白银，因此为了让投资更有道理，每天股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报纸、杂志、电视、网络获取信息。从庞杂的信息中去伪存真寻找投资机会，不但需要一双慧眼，更需要一分警惕，如果您的信息是从无孔不入的宣传渠道广而告之得来的，那么，您知道的我们大家也知道，而且我们还是同时知道的，这样的信息会带来投资惊喜吗？
现在正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之中，虽然各国采取经济刺激计划和国家手段的措施，但危机仍然艰难的复苏，又许多不确定和积累的矛盾积累着，不会一个危机波峰就会走出多少年的危机积累，何况制度体系的冲突，国际集团不会彼此言和善而待之。
了解信息不对称理论在互联网高度信息膨胀的情况下仍然很有意义。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该理论认为：市场中卖方比买方更了解有关商品的各种信息；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可以通过向信息贫乏的一方传递可靠信息而在市场中获益；买卖双方中拥有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努力从另一方获取信息；市场信号显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的弊病，要想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经济产生的危害，政府应在市场体系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这一理论为很多市场现象如股市沉浮、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商品促销、商品的市场占有等提供了解释，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被广泛应用到从传统的农产品市场到现代金融市场等各个领域。
该理论揭示了市场体系中的缺陷，指出完全的市场经济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完全靠自由市场机制不一定会给市场经济带来最佳效果，特别是在投资、就业、环境保护、社会福利等方面。
信息不对称理论强调了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重要性，这对于现在危机情况下也许意义更大，政府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督力度，一年来已经见效，使信息尽量由不对称到对称，公众具有更多的透明度，揭示了特别是大财团的角色的真实一面，由此更正由市场机制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但是纠正危机不会靠信息公开，更重要还要靠国家的力度，是要研究什么地方需要干预，用什么手段干预以及怎样干预，才能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都应以相关信息的收集、研究为前提。
我们正在艰难进入由科技知识信息推动，以生命科学、超级材料、航天技术等新知识和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高利润与高风险并存、快速多变的“风险经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比比皆是，问题的关键是各行各业的决策者怎样努力掌握与了解比较充分的信息，研究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把握住经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动向。可以预见，在新经济时代，过去的“大鱼吃小鱼”将不再是一般规律，取而代之的将是“快的吃慢的”、“信息充分的吃信息不充分的”，速度是新经济的自然淘汰方式。只有及时掌握比较充分的信息，才能胸有成竹，变不确定为确定，认准方向，加快发展。
重视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扶持信息服务业的发展。要不断地发掘信息及其他相关要素的经济功能，并及时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信息财富，努力开拓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用途。要克服知识和观念方面的障碍，树立正确的信息意识。目前，世界上经济发达国家都把占有、开发和利用信息资源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十分普及。信息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美国、欧共体国家已经超过50%，澳大利亚、日本也接近50%。相比之下，我们尚处于起步阶段。为此，应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信息市场体系的构造和形成，大力扶持信息服务业的发展。特别对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信息和经济信息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更要组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只争朝夕，知难而上，奋力开拓，努力争创高新技术的新优势，以此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资本市场的不完美性，意味着对技术型中小企业融资有着更苛刻的要求，从而影响创新企业的外部融资。这种观点是Arrow最早提出的，虽然他的市场失灵导致公共干预合理化的结论至今仍有很大争议。这类文献强调的高技术公司的主要特征有：(1)企业成功与科学知识以及知识产权息息相关；(2)企业在初创期缺少可以作为抵押物的有形资产；(3)企业产品只有很短甚至没有历史纪录，大部分没有经过市场试验，因而通常有很高的失败率。这些因素决定了技术型企业在风险特征和失败率方面有着相当高的信息不对称性。这在资金提供者对企业复杂的技术、研发(R&D)和最终产品的未来需求进行评价时，表现得尤为突。
风险投资基金对高科技中小公司的主要要求是及时提供真实的信息，以使现有的投资能得到合理的监督并为进一步投资做出评估。问题在于创业者“自治”的心理使其不愿意及时与他人分享全部信息。这意味着，在考虑投资时，风险投资家面临潜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因为评价企业家的绩效十分困难。这就可能促使风险投资家提高投资条件以免投资于过多的劣绩项目。正如Wright和Robbie(1998)发现的那样，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可能就是导致很多后来很成功的企业一开始会被风险投资拒绝和只有很少量的风险投资在进行早期创业投资的原因。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对技术型企业尤为突出，因为它们的创业者大都具有相当高深的专业技能，风险投资家很难对这种技能进行准确的评估。
有些人对如何平衡风险投资家及时获取真实信息的要求与创业者“自治”和经营控制的要求进行了研究。代理理论（Jensen和Meckling）和交易成本理论(Williamson)都强调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之间进行合作，以降低高成本的行为监督机制的作用。“囚徒困境”模型形象地说明了风险投资家和高科技中小企业间的关系。虽然该模型表明，双方都有通过损坏两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得更高的短期回报的动机，但同时也表明，通过合作可以使共同回报最大化。假如其它情况不变，合作的可能性会随着双方沟通交流的质量和频率、预期回报、时间压力以及违约的惩罚力度的提高而提高。
目前多数经济学家对风险投资家和创业者的关系研究大都侧重于体制方面，希望通过较为规范的操作程序，来减轻由委托代理所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1)设置较高的基准回报率；(2)对投资进行评价或审查；(3)详尽的合同条款；(4)适当的薪水和契约策略；(5)使用优先或可转换股票；(6)对投资进行密切监督。
有些经济学家对风险投资家审查潜在的投资对象所用的标准进行了研究。早期的研究表明，公司背景和企业家人格是风险投资家考虑的关键标准，而产品和市场并不显得很重要。但最近的一些研究却认为，产业和市场比企业家和团队更重要。这似乎前后矛盾。这与研究方法有关，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依赖于面对面的交谈或信函调查等方式，而且所有的案例所使用的样本都非常小，并局限于早期投资，因而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Fried和Hisrich(1994)的研究范围则要宽泛许多，包括了其它投资阶段。他们的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家在审查投资项目的过程中主要运用三种标准：项目的生存能力；管理队伍的团结性、业绩和领导技巧；轻松退出获得高回报的概率。Muzyka等(1996)认为，风险投资家倾向于将一个好的管理团队、合适的融资方式和产品市场等特征综合起来，即使这些因素和整体交易要求不完全吻合。但所有的文献都认为，详尽的审查和对基准回报率的高要求导致风险投资家拒绝大部分的投资申请。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研究了如何优化合同设计，以减轻或根除风险投资家和企业家间的代理问题。他们认为，合同应规定各方的权利和对绩效进行监督和奖励的条件（Fama和Jensen,1983）。Berger和Udell(1998)对此进行了分类：(1)分段投资以保证最优的生产力和有效的产品开发；(2)掌握和选择特定的股权或债券工具；(3)恰当的企业家补偿机制，包括对因表现欠佳而被替代的企业家的补偿；(4)严格的条款；(5)董事会代表；(6)选举权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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