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海外华人作家的历史记忆与跨文化想象

作者:师力斌

时间:2012年02月10日   来源:文艺报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美国华尔街游行持续了两周的时候，疲软、低迷的西方世界进入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谷，与看上去坚挺、蓬勃的中国刚好形成反差。这一现象正成为人们，包括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忽略的历史大势，这一大趋势所引发的日常思考和个体感受在严歌苓《吴川是个好女孩》、袁劲梅《罗坎村》、哈金《牛仔炸鸡进城来》、陈谦《残雪》、陈河《女孩和三文鱼》、陈九《挫指柔》等多部小说中已有微妙的表达。

　　两大主题，两个形象

　　中国大陆的历史记忆与海外的移民生活，是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的形象。

　　赵毅衡所谓的“无根的写作”，可能揭示出这些华人作家的身份焦虑与文化困惑。他们更多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族认同，而是遭遇海外生活刺激之后的跨文化想象。既在又不在的“中国”成为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情结。他们的历史记忆有着海外文化的观照，具有全球化视野；海外移民生活又渗透着浓重的中华文化记忆，他们需要不断追问自我的来路。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女作家陈谦的一番话颇能代表这种心理。她说：“成年以后，我一离开广西就到了美国。我经常跟人家讲，是美国教会了我珍惜我的来历，珍惜我父母的出处，这是真心话。美国是一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强调个人身份标识的地方。你的经历越独特，你的自我ID，就是所谓身份的标识就越清楚……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长大的，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可以说，海外华人作家关于中国的历史记忆是文化碰撞的结果。

　　张翎的《余震》是这种跨文化想象的典型文本。小说借唐山大地震和两代人的人生故事，来思考灾难带来的人性伤害。不但包含着天灾所造成的心理伤害，更包括对母亲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的反思，以及对养父猥亵养女的人性恶的刻骨记忆。这种心理创伤即便是发达的西方文化也难以治愈，最终只能回归故乡的老屋。这一处理表达了海外华人非常复杂的文化心态，即既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清晰和深刻的反思，但又不能完全脱离中国文化的牵绊。跨文化经验的呈现，扩大了汉语小说写作的疆界，我们很难再用中国人/外国人这样的框架来定位作品的人物和心理。

　　严歌苓是近年来成就斐然的华人作家。她的作品有两个类型，一类是关于中国记忆的，讲述红色年代的个人遭遇，特别是女性的遭遇，突现了一个受难者的形象，《天浴》《拖鞋大队》《角儿朱依锦》《奇才》等都是如此。《角儿朱依锦》是此类小说的代表，讲述一个曾经走红的京剧女主角被打成反革命之后的悲惨遭遇，她所遭受的非人待遇，特别是在医院受到的身体侮辱，不禁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描写过的麻木的看客以及国民的劣根性。严歌苓的写作既体现出学院作家经过严格的写作训练所能达到的规范和经典程度，同时绝不缺少生活的磨炼所带来的烟火气以及天才的灵气。

　　这个受难者形象在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中是王旭东，在王瑞芸的《姑父》中是姑父，在哈南的《黄金两钱》中是被定为反革命的老板夫妻，在张惠雯的《水晶孩童》中是水晶孩童。在许多海外华人作家笔下，绵长而真切的受难记忆成为改写革命叙事的原动力和灵感来源。相当一部分海外华人的作品多少都以个人化的叙述方式和视角，将那个年代的革命历史重新建构，加入了一个“世界”的视野。在这种历史观的观照下，人性高于主义，个体先于国家。与以往反思、伤痕小说不同的是，控诉的语调转变为冷静的叙述，诗意高过了激情。这一形象负载了作家对于历史、青春和人生的重要信息，构成了海外华人超负荷的心理积淀。他们如今成为一个具有海外/中国双重眼界、反观/远望、自我/他者等多重身份和文化元素交织的全球化时代的新主体。

　　中国闯入者形象表现最为典型的文本是袁劲梅的《罗坎村》。《罗坎村》是一部以政治入文学的典型小说，它大胆直白地引入政治议论的写法，特别是在副标题中直接引用逻尔斯的语录。小说更为深层的文化焦虑是它标明了一种海外华人对于新新中国难以理解的文化态度，即对过去的历史有清晰的判断，而对正在发生的现状却举棋不定。这种现象恐怕不仅存在于海外华人作家身上，而且存在于整个世界。中西方的文化记忆绝非像80年代那样黑白分明，高下立判，而是处于一个胶着的状态。如果按照许多国内批评家的解读，《罗坎村》将中国两千年来的超稳定结构或者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做了一次新的呈现。然而，这个文本还包含了另外的意义，那就是对新的中国状态的困惑和犹疑。《罗坎村》中代表文化痼疾的中国男孩，在美国校园中强吻女孩，公开行贿美国法官，在美国横冲直撞，简直就是对西方文化的冒犯，他粗鲁、野蛮、目中无人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中国东亚病夫的形象，也改变了80年代以来留学生文学中在美国拼命打拼生存艰难的“边缘人”形象，而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强悍的闯入者，与风风火火在全球游走的中国形象惊人地神似。由受难者到闯入者，恰恰是中国一百年历史沧桑变迁的结果。

　　同样的闯入者形象是旅美作家陈九的传奇故事《挫指柔》中的中国家长纪季风。这既是一个中国功夫的传奇，也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绝妙文本。它在两个方面有着令人震惊的文化想象：一方面是美国弱肉强食的校园文化和校园暴力，特别是美国政治与天主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恐怖阴冷的一面。同时，中国家长纪季风不露声色、制人于无形的高超功夫和深不可测的心机令人胆寒。作品透露出双重的焦虑，既颠覆了80年代以来我们对美国的美丽想象，也流露出对中国的恐惧。纪季风的心机无疑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美国人显然不是他的对手。这个冷酷的闯入者形象也是以前的文本中没有的。

　　还不仅于此，更令人惊异的是杀气腾腾的闯入者。陈谦的《残雪》和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提供了这方面的独特想象。《残雪》讲述一个中国弃妇到美国寻找留学未归的丈夫，路遇另一个中国姑娘，后来才知道，这个姑娘的房东就是她的丈夫。整个故事充满了可怕气氛，尽管最终没有杀人，但这位中国姑娘“我”却逃离了担惊受怕的中国房东和他的女人。可以看出，中国姑娘“我”的主体既是中国的，又是美国的，恰好是一个跨文化的混杂主体形象。陈河的《女孩和三文鱼》几乎是我看到的近十年来海外华人小说中惟一一个杀人的中国闯入者形象。这位名叫周沸冰的中国男孩喜欢上了另一个中国姑娘，由于姑娘的中国房东禁止陌生人留宿，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便诱骗房东的女儿外出并杀害了她，以为报复。整个故事有侦探小说的框架，显示了作者丰富的阅历和广博的知识面，也流露出与女性作家不同的阳刚，体现出一种“气象万千”的气质。

　　可见，历史记忆和海外生活成为海外华人作品的两大主题，受难者和闯入者是两个重要形象。一方面，在历史记忆的深处，存放着一个无法磨灭的中国形象，他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千疮百孔，然而，在感情上又维系着与这些华人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血缘关系，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联系。

　　差异性与个体化

　　千万不要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联系紧密、共性突出的群体，也不要想当然地将他们看作一个整体，这种宏大叙事恐怕是绝大的错误。正如饶芃子先生曾经指出的，研究海外华文文学更重要的课题是讨论他们千差万别的个体性。从小说形象来探讨他们的写作只能说是一种权宜之计，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或许是由于距离感，海外华人的写作体现出与国内作家完全不同的风格与题材。放眼全球，五花八门的题材和写作风格向我们展现了海外华人多元化的写作生态。张惠雯的作品《水晶孩童》表明了一种纯艺术的冲动和努力。该作带有童话色彩，主要靠想象力完成。而张惠雯小说创作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纯艺术性。发表在《青年文学》的《爱情的五个瞬间》以不同的场景连缀在一起，传达一种微妙而复杂的心理，带有鲜明的实验色彩。而马来西亚作家朵拉的《空箱故事》和美国华人作家王鼎钧的《单身温度》都保持了让人惊讶的纯文学写作方式，他们近似于抒情的文字和诗意的笔法，与当下大陆的流行风尚拉开了距离。另外，讲述大都市现代人生活的情感故事，也是许多作家关注的主题。美国华人作家木马的《古狗》是一篇令人难以割舍的好小说，仅以几千字的篇幅就写出了当下人生活的内核，小说把互联网时代机器对人的挤压表现得淋漓尽致，敏锐而深刻地点出了人类的通病。

　　所谓跨文化，就不单单是两种文化的重叠或者累加，而是交融、碰撞。虹影的《鹤止步》是一篇非常独特的小说。表面上，它与我们当下流行的谍战电视剧几无差别，然而，这个故事的内核却有着浓重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双重思考。它有些像《断臂山》与《潜伏》的混合物。它的思想核心在男人之间的情感，而壳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框架。

　　定居匈牙利20年的余泽民的《空城》，讲述的是在女性主义思潮中诞生的男性反思。被动做爱的男性在与妻子的交媾中喊出了自己的不满。男权的维护恰恰是在海外文化的语境中提出来的。它力图打破女性受压迫的普适神话，而将男性受压抑的问题提出来。这是一部以女性主义策略来反思女性主义的独特文本。它提醒人们，生活的实践需要的是具体而微，而不是盲目追慕那些总体性的话语。总体上看，欧洲华人作家的写作与北美似乎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差异。欧洲的中国情结没有那么浓重，他们的书写更多倾向于现代生活和观念，而北美新移民作家对历史情有独钟。法国华文作家篷草的《来喝一杯茶》、郑宝娟的《收银员之死》，都是对大都市人与人情感冷漠的质疑与反思。包括东南亚的黎紫书《疾》，马来西亚朵拉的《空箱故事》，都着眼于现代人的情感世界。

　　刘墉一向以散文风行于世，而他的小说《狗肉》，却以精练的文字和突出的思想写了一个吃人的故事，表征了一种牢固的中国记忆，即那种缺乏人道主义的、人的生命如草芥般的社会状况。尽管这种文化立场多少有些陈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