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呼唤崇高
作者:王雅平
时间:2012年02月24日 来源:文艺报
因为自然、人生、社会均以崇高、伟大作为存在的主体，所以崇高美、雄壮美也成为人类文学、艺术审美的主导方面。在中国文学的汪洋大海中，自远古神话传说、《诗经》起，到屈原的《离骚》、李白的诗歌、文天祥的《正气歌》，从明清小说到茅盾的《子夜》、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红色经典作品，如《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以及当下热播的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大宅门》，以及何建明的许多报告文学作品，如《部长与国家》《国家行动》《根本利益》等，都充满了强烈的阳刚之气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即使有眼泪，其眼泪也是有硬度的。就世界文学而言，荷马史诗、《神曲》，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的作品等，都是浩大的英雄颂歌。我国向来崇尚力量、意志、节操、德行，要求文学美走向德性化和人格化。西方文化对崇高美更强调，对崇高美的研究更系统、更具体。古罗马朗加纳斯发凡提出“崇高”之说后，法国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美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博克、狄德罗等都曾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崇高问题，康德是研究崇高的集大成者，将崇高的范围扩大到艺术领域。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批判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美学理论的基础上，也指出崇高不仅包括于自然中，而且也包括在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中，特别是存在于人及其生活中。李斯托威尔认为：“崇高存在于精神上或物质上令人震撼的宏伟里面，它是确定的，而不是捉摸不定的。它包括我们赋之以崇高感的外界事物的庄严宏伟，也包括灵魂的高尚伟大。没有灵魂的高尚伟大，最高贵的艺术作品和自然都必定永远黯淡无光” 。诺贝尔文学奖正是以作品是否具有“观念和生活哲学的真正崇高”，是否体现着“高尚的、健全的理想主义旨趣”，是否能“让人性能比从前更好、更高尚”为其评选标准。凡此种种，因其浩荡澎湃、励志向上的特征，崇高美应该成为我们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其他艺术形式最主要的审美规范之一。
这些年来，在斑驳陆离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变迁中，文坛颓废之风极一时之盛，苍白、空无、肉欲、死亡、穿越，逃避现实，难以理喻的混沌圈套，一些作家屡从病态的或变态的人类情感中寻求所谓创作灵感，等等。当代文坛颓废之风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层出不穷，高压生活下烦躁、焦虑心理的发泄，资本时代片面追求金钱与名利等。泥沙俱下的文坛有待净化，而文坛的净化，有待健康向上的崇高美的有力反拨。
就作家的情思而言，用哲学的双眼静观默察世事之变迁，理势之相因，我们会看到丑侧身于美，伟大接连卑俗，光荣与黑暗共存；畸形靠近崇高，善与恶并现，从而会激起一种把文学引向真理、光明、崇高、伟大的创作冲动和使命感。别林斯基说：“一个诗人越是崇高，他就越是属于他所出生的社会，他才能的发展、倾向、甚至特点，也就越是和社会的历史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生活更以其伟大与崇高赋予了作家这样一种良知和本能：在反映生活的过程中，去观照宏伟壮阔、深幽险远，去表现俊杰的思想、崇高的情感和非凡的精神力量，这种对生活节律的呼唤不仅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人们审美习惯和审美追求的需要。呼唤崇高美也不妨碍题材多样化和形式多样化的发展，不排斥“花褪残红青杏小，绿水人家绕”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柔弱之美。每一种文学审美类型都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并存于文学审美的广大世界里。所以我们提倡崇高美不是限制，如果说有限制，它限制的是十七年文学中那些图解政治和“文革”中发展到顶峰的文学政治化的帮八股，除此，它有的只是宽宏、无邪和历史责任感。
崇高不能靠灾难来实现，“假如灾难的表现似乎是崇高感所不可缺少的，它只是作为这种道德法制反映一个条件才是不可缺少的” 。然而，回顾这些年来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到有些作品展览灾难或陷于灾难中不能自拔，哀怨、孱弱、痛苦、被动存在、卑琐欲念、变态心理、性渲泄等充塞其中，不能使人获得积极昂扬的快感，特别是那种奋斗之后获得的最后胜利的超越性快感。这些作品在暴露上很真实、很深刻，能使读者对客观世界有某种更深刻的认识，但是人的生命力在哪里？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在哪里？人类的精神力量在哪里？
实现崇高美，首先取决于作家认知客观世界的高度。“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宋·范开)，“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中国文学创造美学一再强调君子应“进德修业”，“修辞立其诚”，也就是说，胸存崇高，诚立于中，写灾难、残暴、痼疾、孱弱也能表现创作主体的积极崇高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反之，自我灰暗、心存卑俗，即使写雄伟阔大、光明美好，也会流于肤浅、苍白。所以作家只有与客观世界律吕谐和，修炼成“充实而有光辉是谓大”的崇高人格美，才有可能成就崇高的诗篇。
其次，悲剧感是崇高感的特殊形式。它是正面的英雄性格的人物在具有必然性的社会矛盾剧烈冲突中，遭到不应当有的，但又是必然性的失败、死亡或痛苦，从而引起人们悲痛、同情、奋发的一种审美特性。它是由社会生活中悲剧性矛盾冲突和悲剧性性格所构成，这种悲不同于自然生活中的悲，它必须本质上与峻拔、雄壮、阔大的崇高一样令人激奋，使人奋起，提高精神境界，产生审美愉悦。埃斯库勒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的普罗米修斯不畏强权，盗天火给人间，是为人类正义事业献身的高大的英雄形象，被马克思誉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至今仍给人以精神力量。正如朱光潜所说：“它唤起不同寻常的生命力来应付不同寻常的情境。它使我们有力量去完成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希望可以完成的艰巨任务。”因而写悲剧也是实现崇高感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崇高美呼唤史诗性文学巨著的诞生。应该说史诗性文学巨著是崇高美的最集中代表，它融民族精神、民族历史、民族文化为一体，可以全景式地反映时代与社会的本质；融叙述性、描写性、抒情性以及戏剧性等多种表达和表现技巧于一体，尽情释放在对民族和国家的思考中喷发出来的思辨力量和感情力量，它的震撼作用、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新时期及新世纪以来，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真正庄严、雄浑、正大、令人振聋发聩的作品仍然严重缺失，因此，对文学崇高美的呼唤，也就是对史诗性文学巨著的呼唤。史诗性文学巨著的诞生不是没有可能的。20世纪百年历程里，中华民族经历的灾难、痛苦、悲壮，反抗列强的斗争，尤其是抗日战争的流血牺牲已经沉淀为厚重的历史，而今中国人民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劳勇敢在开创一个新的伟大世纪，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经过长期血与火的洗礼，形成了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坚韧不拔、英勇不屈、宽阔博大的精神，我们有责任以这种精神去创造史诗性巨著，去创造文学的崇高美，“对于刚刚用自己的血和泪写出人类史中最有奇特一页的这一代人，必须给予更高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