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创作需要品位和风骨

作者:王必胜

时间:2012年02月29日   来源:文艺报   

　　不管作何解释，散文受到关注，是时下文学不争的事实。凡二十多年，在所谓文学风光不再、日渐边缘化的情势下，散文却保有方兴未艾、高歌猛进的势头。当下的散文创作，可谓泱泱大势，花开四季。仅从其巨大的产量、规模宏大的作者队伍，以及众多文学刊物上的栏目，包括一些专门性的散文刊物，林林总总，可以看出其数量是可观的。而且，从文学的年选、选本、选刊看，散文也占有很大的市场，有很大的销售量和读者群。

　　据统计，散文的量，仅出书一项，每年都可与长篇小说比肩，达三千部(集)之多。当然，这里是指具有相当的文学性的散文作品。然而，散文最容易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文体，成为各种文学垃圾的袋子。所以，在这样的，既有无限的量的虚高扩张，又有来自评论界对其提出的散文创作纯粹化的要求之下，不能不提出散文创作的品位和风骨问题，这也是一个支撑散文创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品位是指精神气质、品性和德行之类，而风骨则是灵魂，是气质之上的一种骨气。散文如果缺少了风骨，就如同人得软骨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专篇论及“风骨”，在刘勰看来，文章风骨者，“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刚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

　　散文的定义众说纷纭。与其进行定义，不如在与其他文学门类相比较中认定。散文是文学园林中一株奇花异树，如果把小说比做牡丹，雍容华贵；杂文比做玫瑰，瑰丽冷艳；诗歌如同月季，妖娆灵动；而散文就可视为桂花，不事张扬，多是暗香浮动，其气清雅，其味浓郁，其形高洁。而这盖源于其风骨与灵魂。

　　读一篇好散文，我们不满足于其知识的丰富、文献的广博，不止步于其语言的华丽彩饰，不流连于情感的充塞。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它的思想的分量和题旨的深挚。我们从盎然诗意中看到人文精神，我们从鲜活的纪实场景中看到文化源流的磅礴气象，我们从人物故事中看到了生命精神的传承蕴涵，我们从游走行旅中看到了自然与人生的牵连融会，或者，我们在文本中，得到的是精神指向上的感悟。我们喜欢这类散文，是因为作者超越语言和故事之上，有深刻的精神生发和意义表达。我们从中得到了关于自然、人生、文化、情感以至生命，诸多方面的形而上的精神滋润。这就是文字的力量，这就是文章的精神气度和思想的分量。

　　散文创作是没有题材限制的。所谓花鸟虫鱼，世上万物，无所不包。亲情、历史、生态以及游历、读书之类，成为散文题旨的几大方面。在时下的散文创作中，亲情感悟、历史回思、对思想者精神世界的描绘，以及关注日常生活与现代化发展等诸多现实问题，成为散文创作当下性的重要内容。当然，散文的创作风格和写作形式上，也有不少作者进行多方试验和理论言说，如新散文写作、大散文的试验，以及在场主义等理论归纳。只是，与散文创作的风火强势相比，这些试验和理论主张没有得到更多的呼应，也因为没有文本上相应的变化和出新，而呈现出自说自话、自生自灭的状况。

　　检视散文近年的创作，我以为，散文恒定的几大类题旨延续了散文创作的基本状态。我们可以为许多书写亲情和逝去的人生、过往的历史的回忆之作击节赞叹；我们可以追寻散文家们游历天下名胜，倾情于抒写者的见闻才情以及独到的感发，为那些华美飞扬的文字而倾倒；我们也可以触摸一些读书思考者阔论天下、纵横时事的一颗真诚火热的文心，为那些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的人文良知和人文情怀而兴奋。所以，散文的高下，首先是在思想内涵上、在品位和风骨上，见出特色和斤两，这些也成就了当下散文的标格和气象。

　　当下的散文，我们看重的是作品的精神内涵，是其风骨刚健的品相，是对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的生发和提炼。过去的一年，历史前行遇合了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百年。“文章合为时而著”。在两个纪念时间中，作家们应时而作，却有自己的独特感发，有着个人化的主体精神的张扬。在对过往历史的凝视和回望中，有对党史人物和红色历史的重新描摹，有对延安精神的深度阐释，有对辛亥百年人和事的一种当下认知。无论是写人还是记事，无论是对群体形象的描绘，还是对某个史实、某一人物精神的重新开掘和表达，散文的人文精神和历史情怀都得到凸显和高扬。这一绕不过的年代叙事是历史节点中文学书写的重点，也让一些散文特别是“红色散文”有了风骨，见了分量。尤其是几位有着“少共情结”的老作家的文字，情感深挚，在期盼与寻找中，完成红色人物、历史情怀与时代精神的对接。像梁衡的《一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辉的灵魂》、王巨才的《回望延安》、项小米的《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可作如是观。惟有这样的一些作品，所谓纪念，才显示出意义。梁文着重于一代伟人张闻天在庐山旧居的寻找，感叹于一个孤傲灵魂的晚景，也感叹于：“历史是一个公正的判官：历史的风雨会一层一层地剥蚀掉那座华丽的宫殿，败者也会凭借自己思想和人格的力量，重新站起身来，一点一点地剥去胜者的外衣。”怅然千秋，一腔情怀，如泣如诉。王文则将延安时期领袖们的民主精神、亲民作风、法制思想以及个人的精神情操一一再现。它是对共产党人的精神源头的回望和凝视，是对深重的人文情怀的呼唤，是对民主和公平的珍视。熊育群的《辛亥年的血》、黄刚的《山高谁为峰》等作品中，一代年轻作家将他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精神眺望，写得情义充盈，寓意高迈，尤其是对于过往的历史和人物，如何承续其精神，如何在精神方位上进行对接，是这类宏大主题中的人文因子。当然，不独是这类红色风云和革命叙事，散文的题材广泛，题旨丰饶，通过时下驳杂纷呈的生活风景的多侧面展示，通过心灵情感诸多层面的开掘，散文的当下性和烟火味等等，油然而出，丰富了散文的总体面貌。写凡人生活、市井人物，甚至于青春记忆、童年往事等等的作品，也使得散文从整体面貌和精神向度上，有了丰厚的灵魂和峻朗的风骨。

　　作为时下文学多产户，散文作品的铺天盖地，业界对散文的宽容，读者对散文的渴求，种种因素使得散文在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有着无限可能。在一个一切都在变异与发展的时代，散文是幸运的。然而，我们也应该警惕散文过度泛化，过度散漫而随意的轻唱浅吟，或小题大做、无病呻吟，这些会导致散文创作的误区和读者的冷漠。同时，我们也不必为抒写风云而硬性地高蹈升华，以宏大叙事为能事，从另一面隔膜读者。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好时下散文纪实、纪事的真切、直面和赤诚。这种非虚构类的作品受人关注，也许正是散文精神和风骨高扬的一个佐证。

　　在众多的文化散文中，我们看到，无论考察地域、抒写故乡、描绘记忆，还是关于亲情母爱或家国人生，这类纪事写实的文字，形成了一种风潮。但我以为，只有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元素，注重人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对于所写的内容不虚夸，不矫情，不炫耀，这样的散文才是最有品位和风骨的。比如，在贾平凹的《定西笔记》这个较长的文本中，广袤而开阔的地域方位、广大而粗犷的精神视野，结合真实而流动的生活场景，使我们看到一个既边远辽阔又沉静而滞迟的生活，其间，有黄土地上的人们坚韧中的固执，有底层生活中的放荡而正直的秉性，有自由生命状态下的无奈与渴求，也有原生态文化的粗鄙、结实与淳朴。重要的是，作者在描写这一方有着特殊文化意义的山地风貌、人文景象时，采用了潇洒淳朴的笔调和几近田野笔记式的写实文字，成为时下散文的一大景观。多年前这类散文被当做大文化散文风靡一时，也许已经见惯不怪、了无新意了，而贾平凹此次不惮重复、再续此道，表明作家的自信。他遮蔽了许多主观情绪的表达，以细致的描摹证实了他心中的定西——这块文化、生命、自然的大地上，活跃着无限可亲可爱的自由精神因子，也为我们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较为特殊的乡土文化标本。而这可能是散文最需要与大地、与人生、与自由生命对接共生的东西。另外，老作家袁鹰的《发热年代的发热文章》从另一方面直面上世纪50年代精神狂热者们的行为，反省作为参与者的过错，并进行精神救赎。一代过来人对于当年种种热昏作为的自觉与自省，读来令人扼腕。历史的进步和精神自强者的自省，成为散文家思想层面的可贵表达，使这类纪实回忆的文字平添了分量。此外，刘亮程的《树倒了》以及冯唐的一组写日常生活的散文，都是在对生活真实的描绘上，显示其性情，虽细琐但不低靡，虽是日常小事，却也有微言真谛，有着别一样的精神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