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听爸爸唱一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响四方，百鸟儿齐飞翔……”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首歌，悠扬的曲调、美丽的色彩。最令我向往的是歌中的场景，可是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后来，进了学校，背着橘红色的花书包，从蹦蹦跳跳到羞羞怯怯，才知道遥远的天边有一种地貌叫高原。高原上有雪山、草原、藏红花和洁白的羊群。

　　追随着这些文字，一次次来到高原。再后来，我到了青藏高原最西端一个叫阿里的高原，不但看到了高原的美景，还体会到了寒冷、孤独、雪崩和稀薄的空气，深深地理解了生的艰难、死的容易。

　　有一天，一个美妙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她叫刘兴秀，就职于中国农业科学院，曾两次援藏，历时5年。她在给我朗读她的《云天之冠》。这是她在援藏期间写出来的一本心灵感悟之书。她的声音是那样悦耳，情绪是那样饱满。她激情荡漾地朗读，我微笑着倾听。从太阳高挂在天空，到漆黑的夜晚降临，我们一直在一起，一直朗读与倾听。从她声情并茂的诵读中，我知道了一个个故事。

　　在靠近喜马拉雅山的地方，一个小女孩等了她两天，为的是送给她一把嫩绿的豌豆角。在海拔5000米的札达山上，人家问她想吃什么，她随口说这里海拔高，羊肉一定很鲜美。两个小时以后，她果然吃到了香喷喷的手抓羊肉。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下山途中，三辆车相撞，她险些丢命。撞车前两分钟，她刚刚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来。如若不取，相机紧贴胸口，与车身剧烈撞击，后果不堪设想。尽管她幸免于难，但鼻子流血，好一阵才清醒过来。

　　朗读自己撞车经历的时候，她依然很流畅，好像这些故事发生在别人身上，跟她没有一点关系。而她读到才旺拉和尼玛拉的时候，停顿了好几次。一再给我解释，才旺拉和尼玛拉在阿里地区某单位工作，一位是领导，一位是农牧业方面的技术人员。她2003年去札达县和普兰县旅行时，才旺拉给她提供了车辆，他们三人同行。才旺拉40多岁，普兰县人，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尼玛拉的老家在林芝，打算将来退休以后到拉萨生活。

　　她的一再停顿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知道不管是才旺拉还是尼玛拉，都不是一个藏族男人的全名，而是对朋友的昵称，这里面一定有故事。忽然，我看到了她眼镜片后面晶莹的泪光。她合上书本，伤心地对我说：“才旺拉去世了，大概2006年左右。拉萨一个朋友告诉我的，当时我惊讶极了，我想给他家人打电话，表示我的慰问，但没有打通。”

　　她说，才旺拉的死因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才旺拉的一个朋友的家人去世了，要送到神山冈仁波齐的天葬台天葬。朋友来跟他借车，才旺拉怕朋友对车况不熟悉，就主动陪同这位朋友出车。车还没到天葬台，运送尸体的车就翻了，才旺拉和朋友都死了。这一天，天葬台一下天葬了他们3个人。

　　她停在那里，把书放在膝盖上，我们两人安静的坐着，一言不发。这种静默只属于最好的朋友，只有与西藏神灵相通的人，才感应和触摸到彼此的忧伤。

　　2009年7月29日下午，我在中国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一间朝南的办公室里和副政委张毓育交谈。一位军官敲门进来，拿着一张纸，请张毓育签字。我从纸的背面隐隐约约看见了两个字，挽联。但是我不确定，待他签完字。我说，张副政委，我能看看这张纸吗？她把纸递给我，确实是一幅草拟的挽联。

　　张毓育说，这位战士上山刚半年，是一位新兵，19岁，老家在内地农村。5天前，一辆地方上的长途货车在219国道上翻车，司机卡在驾驶室出不来，希望部队援救。我们就派了几名战士执行任务。这位战士爬到驾驶室，用电锯切割车体，车厢的货物掉下来砸伤了战士的头部。当时战士只是头痛，没有特别反应，过了几个小时，就死了。政委说：“这种事故几乎每年都发生，阿里高原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最忍受不住的是处理战友的后事。怕面对战友父母哭肿的脸庞。这位战士的父母接到电话，就从老家省会城市转乘飞机到拉萨，昨天已经从拉萨乘汽车往这边赶。再过两天他们就该到了，战士的遗体还在太平间躺着……”

　　张毓育沉默下来，我也沉默下来。很长时间，我们面对面，什么也没有说。

　　张科，是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的军医，也是“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之一。在八大警种部队数万名官兵中，能荣获此项殊荣的寥寥无几。尽管如此，张科说起黄帅之死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2002年4月，武警交通部队第八支队奉命挺进阿里，养护和保通新藏公路叶城到萨嘎段。他们的专业术语叫上勤。从叶城到阿里海拔一路飙升，路上遭遇暴风雪。张科是随队军医，和战友们一样，也出现了头痛脑涨等高原反应，但只能忍着，不能让战友们看出来，以免动摇军心。还没有到狮泉河镇，驾驶员黄帅因为长途驾驶，体力严重透支，出现感冒症状，他没有将病情告诉军医。感冒很快引起肺水肿，给他输液吸氧，作用不大，又出现脑水肿。

　　他陪同黄帅乘上卫生车，快速赶到狮泉河镇，住进医院抢救，病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八支队领导将他的病情报告给武警总部，从兰州军区派来一架黑鹰直升机，要把黄帅和另外两名重病患者接到内地抢救。

　　飞机还没有飞越昆仑山，抵达神山下的狮泉河畔时，黄帅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张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死去。而他，是一名医生，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他却没有能力挽救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让他每当想起就痛苦不堪。

　　黄帅才25岁，是一位新婚不久的新郎官，妻子刚有身孕。黄帅牺牲以后，按照他的遗愿，将遗体安葬在新疆叶城烈士陵园。那里也是新藏公路零公里处。

　　每次下山到叶城，张科都要去祭奠众多的战友。他说，他有愧于那些过早离开人世的战友，但又毫无办法，这种苦只有医生才能理解。他经常下牧区，到农村，接触各种各样的病例，分析病情，找出规律，希望在高原病研究上有所突破。

　　也是一位年轻战士，非正常死亡。躺在太平间等父母来看最后一眼。战士的父母从四川老家千里迢迢赶到阿里，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战友们都去搀扶母亲。而那位父亲，自从见到儿子的遗体，就没有见他流一滴眼泪。过了很长时间，才慢慢走到儿子的遗体前，揭开洁白的布单，仔细地看着儿子，然后举起右手，向儿子的脸上打去。一边打，一边狼一般地吼道——你有啥资格死在老子前头！

　　战士们去拉拽父亲，父亲踉踉跄跄向太平间门外走去，刚走到门口，就顺着门框滑下去。好不容易把父亲抢救过来，父亲的两只眼角，同时挂着两滴黏稠的血珠。那血珠黏稠得如同寒冬的蜂蜜，浓酽得化也化不开。40多岁的父母，一夜之间，仅仅是一夜之间，黑头发全部变成了白头发。

　　张科一字一句，缓慢地讲述，生怕我听不清楚，需要他重复。我知道，他是不愿意重复这些话的，万不得已，也不愿意说出这些事。我理解他，就像他理解我一样。

　　听着这一个个故事，我感受到了一种静默的伤痛。我在静默一个个纯洁的灵魂。那些曾经鲜活得如同雪莲花一般的生命，匆匆而来，稍纵即逝。那些灵魂就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静默，是对他们最好的怀念、最好的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