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长篇小说《中国情人》情爱伦理与历史深度

作者：黄桂元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18日  来源：文艺报  

　　韩东的长篇小说《中国情人》，展示出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情爱世相，表达着作家对庸众的抵触，对潮流的抗拒。“中国情人”的题目也饱含了作者的隐秘用心和反讽深意。在这部小说中，韩东并没有放弃先前的写作策略，仍坚持他所习惯和擅长的“小体量”叙事格局，没有迷宫设置，亦无复线缠绕。小说叙述由修辞讲究的线性语言编织而成，方向透明，速度轻逸，质地单纯，细节饱满，风格简约，内核却堪称能量巨大。

　　“中国情人”是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类称，在作品中主要是指人到中年的两男一女——张朝晖、常乐和瞿红。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年轻画家张朝晖与女青年瞿红邂逅在大王村，短暂同居后独自赴美，杳无音信。14年后，已是美国公民的张朝晖第一次回到北京，眼前的景象与14年前的记忆相去甚远：老北京难以辨认，新北京无所适应。路过五光十色的街边商店，他被电视屏幕上的一张面孔惊呆了，那不是当年曾与自己一同游荡于大王村的画友常乐吗？此时的常乐已是在电视上频繁亮相的著名国学教授，身边粉丝无数。

　　14年岁月流变，张朝晖恍若梦幻。短短三天两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饭局是常乐不由分说的安排，张朝晖只能客随主便。常乐、张朝晖、瞿红、丁老板、大猫主客五位到齐，场面之铺张，更是令人咂舌。“张朝晖看见的是这满桌的杯盘狼藉、几张中国人油光闪闪的大脸以及同样油光可鉴的大嘴(包括里面的烂牙)，听见的却是苏格兰、英格兰和阿姆斯特丹的趣闻轶事，一时间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了”。常乐满口酒气，不时地数落美国，目空一切。之后，一行人又去“尚东会所”继续喝酒。常乐提出玩一种游戏，凡言中者必须喝酒，必须说实话。他人隐私，这时候必须“不见外”才能体现彼此的亲近关系。这个游戏果然刺激，在座者年龄不一，皆为未婚，性经历却都不缺乏，张朝晖的私生活远没有常乐想象的那样不堪，甚至还有些“落伍”。可见当代中国社会，“两性生态”与国际接轨已不成问题，社会舆论对于个人性生活的宽容度也是今非昔比，用一些社会学家的说法，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意味着人的权利。小说中的这段描写极尽反讽，近乎荒唐，却又富于深意，石破天惊。

　　14年前张朝晖就与瞿红同居过，那时爱情对他来说远不如事业重要。张朝晖赴美前曾把瞿红托付给常乐，但瞿红见到久别重逢的张朝晖依然一往情深，不能自已。张朝晖也感慨太多的物是人非，只有瞿红还保留了一份纯真，当瞿红说自己什么都干过时，他表示：“那不代表什么，一个人的纯真是心灵上的。”然而意外还是断送了这段好事。瞿红这时候已怀了丁老板的孩子，瞿红诚实相告，张朝晖也不在意，本也相安无事，偏偏瞿红还要自作聪明地偷偷去医院打胎，她天真地认为张朝晖会被自己的做法感动，孰料张朝晖闻之色变，决绝离去，两人关系突然结束。

　　瞿红为张朝晖付出爱情、胎儿和疼痛，张朝晖却冷酷无情，常乐怒火中烧，他把张朝晖约到荒郊野外一顿痛揍，并宣告绝交。

　　张朝晖回国是为了给自己的作品找市场，事先联系过叫石川的“收藏家”，瞿红曾提醒他，石川是收藏界的“小混混”、“骗子”，但是张朝晖不甘心就这么一无所获地回去，只能冒险赴约。正赶上石川丧父，于是出现了“黑色幽默”的一幕：张朝晖几乎是被石川胁迫着跪在灵堂，对死者遗像磕了平生第一个头，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每磕一个石川都要叫一声：“好！”接着，在石川的连哄带骗下，签了一个与事先商定出入很大的合同。

　　小说叙述释放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大量信息。张朝晖乘兴而来，落魄而归，狼狈之极。瞿红在短短的三天两夜内，经历了3个不同的男人。小说还勾勒了常乐的精明自负，大猫的物欲贪婪，石川的无赖嘴脸，既有传神的漫画感，又是精彩绝伦的段子。这正是韩东的叙事追求——日常情爱场景的仪式感与游戏感，兼有纽约百老汇的舞台剧风格。

　　几位主人公的命运差异皆是中西文化差异所致。张朝晖对瞿红说：“我没法和中国人合作！”瞿红不解：“你，你难道不是中国人吗？”张朝晖回答：“我是，但不是你们这样的中国人！”其间的隔阂很难消弭。常乐喜欢自以为是地用“中国式”思维看老外，一方面指责老外爱搞“阴谋”，一方面嘲笑老外太傻、太守规矩。在张朝晖眼里，瞿红与常乐物以类聚，道不同不相谋。他在美国生活了14年之后，失去了入乡随俗的能力，只能当一个“很傻”的老外。

　　小说提供了一幅别具新意的情爱图景：不同的情爱价值观通向不同的伦理诉求。爱情至上者会站在瞿红一边，瞿红为保持婚姻的爱情基础而堕胎似乎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爱情和婚姻从本质上说就是排他的、自私的。费孝通曾用“差序格局”描绘中国社会的伦常状况，即与自己关系近的可以无条件包容，关系远的或无关的则漠然拒之。罗素也指出过，乡土中国有个特点，家族内的私德大于一切，不属于家族私德的东西都会被放弃。而生命至上者则不以为然，张朝晖坚持维护人的尊严，这种坚持基于西方文化的人权观念，在他看来，瞿红与杀人犯无异，他不能想象自己会与一个杀人犯缔结婚姻，相伴一生。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解读，比如女权主义者会追问：挣扎在男权缝隙中的“瞿红们”，为什么总是处于被一个又一个男人的“交接”状态？爱情伦理与生命伦理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辨析哪一种更符合人性是困难的，判断谁对谁错已不重要，用韩东的话说就是，“存在着，如此而已”。

　　韩东认为：“中国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元，却没有作家因此写出有同样分量的作品。并不是说作品没有反映现实，而是作家写出来的作品相对这个刺激元来说是苍白的。什么是相称？举例来说，我认为俄罗斯的文学和它的历史分量就是相称的。”《中国情人》的内核无疑触及了这个时代“很大的刺激元”，表现出了一种尊重深度模式的自由原创精神，以超越的姿态直抵情爱伦理的叙事深水区，理应得到褒奖。

　　有论者曾把叙事家分为大众的、艺术的和思想的三个层级：第三层级是大众的叙事家，他们并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却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第二层级是叙事艺术家，他们能够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第一层级便是极少数的思想叙事家了，他们不仅能够在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还能把感觉到的思想用寓言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思想叙事家之所以受人关注，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具有形而上的哲思和终极关怀意识，韩东是一位有着自觉叙事意识和诗学个性的作家，他始终警惕自己滑落到理想稀薄、灵魂失重、规避难度的浅写作状态。我们若以更高的叙事标准观察《中国情人》，并非没有遗憾。比如，制造意外是韩东的拿手好戏，这部小说正是通过一次次意外才获得了内在张力，但并不是所有的意外对于叙述效果都有加分作用。张朝晖对瞿红的那份绝情，难道就真的没有一丝复杂的怜爱和悲悯吗？张、瞿特立独行，内心敏感，其性爱恩怨的落差之间一定积蓄了太多可以撕开的内心痛楚、人性挣扎和灵魂奥秘，本该有无限释放的书写空间，却出现了令人失望的意外：常乐匆匆出面，收拾爱情乱局，简化了内在冲突，以“大团圆”的闹剧形式谢幕，减弱了本应更具深度的伦理诉求、更加复杂的隐喻效应。这意味着，对于韩东自己所心仪的“俄罗斯的文学和它的历史分量”的那种“相称”境界，《中国情人》显然还具有相当大的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