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语境下的英雄敬畏

发布时间：2012年06月29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王凤英

　　不可否认，在历史或者自我存在中，较高层次的生命状态是人类不可也不会拒绝的意志选择，其中，英雄主义成为一种为民族利益、集体利益和历史进步作出超凡贡献的个体。当人们的视角在生存现实和生命意义之间逡巡而终将做出价值判断和对道德规范进行必然建立时，那种源自内心的尖锐矛盾所抱的一种精神立场便春暖花开了，这就是集体记忆中的崇高、景仰以及心潮澎湃的有序编码在生命的基因中实现提升。然而，被物欲化裹挟中的当下尘世慵懒生活似乎在和平时期显出了颇为耐人寻味的平静和庸常，直到“最美妈妈”、“最美教师”、“最美司机”等不再庸常的人格制高点瞬间被成倍放大，平静中的人们突然无法再保持习惯性庸常，延绵不绝的万人送灵及从网络开始日夜关注于不再普通的女教师的生命体征等，让人感叹生命依然令人敬畏，这是每一个人无论如何都不会遗失而常存留于心中的英雄情结和对英雄重量的敬重性爆发，而曾在早一些时期霸居精神高地的生命气场不仅未能削弱，且愈来愈坚信它由来以久的经典性。

　　和平时期英雄主义的审美朝着前所未有的层面回归性射门，而军事文学作品如何去表现、应该表现什么，才能更接近和感知英雄以及英雄所具有的榜样力量与人格魅力，才能使恰当的表现成功地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精神基调，而不是张皇无措。

　　富于英雄硬度的庄严穿越

　　一个人是需要一种精神高度的，社会尤应如此。“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慨叹阳刚气概在不平凡的时刻集体走失，遑论铭刻上质地坚硬的英雄映像。波兰作家显克维奇通过他的小说《火与剑》给英雄作了注脚：固执的雅里梅·维什涅维茨基在考虑他这位无疑是最有实力的将军是否有权夺取最高指挥权时内心所经历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这位英雄的良心终于战胜了他的野心。作家传达出表现高尚和善于克制恰是英雄主义的创作符号，使英雄在具有硬度的同时，更有一种令人仰望的庄严穿越。

　　当下正处于和平时期，长期的和平语境于英雄主义表现本身并不矛盾，其塑造的英雄形象亦不因此改变核心分布而失去本应拥有的东西。崇拜男子汉精神毕竟是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时代的，这种英雄膜拜在它注入血脉以来便显示出了不同于一切的超凡脱俗，英雄具有的殊荣实在是英雄主体本身带来的，无疑，它只有授予合适的人时才概念清晰地显示出其自身价值。那么，具有这一资格的该以何种标准加以衡定呢？或者说是不是一定虚化以往书写程式便是一种创新一种突破？传统如高大全式的英雄模式，滥觞于认定英雄出离人间烟火一般的英雄气场：没有成长的过程，只有先天的人格规定；没有客观的高度，只有神化了的脸谱。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雄人物症状，当前的军事文学天地里似乎不无界限分明地走出这种范式而寻找到了所谓的“突破”，性格开始复杂化了，生活开始真实化了，说话也开始接地气了，英雄从神坛走向人间，走到人间，混迹于大街小巷，于是众多的英雄次第登场：《亮剑》中的李云龙、《狼毒花》里的常发、《杀虎口》中的白朗……这些英雄清一色地武艺高强、作战英勇、不怕牺牲，却也清一色地说话粗鲁、独断专行、离经叛道，甚至好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雄的标签。对英雄的敬畏不复存在，传统的审美心理一时间似乎要被打破得无以复加。这就是令人敬畏的生命常态下书写成功的模式突破吗？姑且不说明媚绚丽的英雄教化渐次模糊，仅从社会效果来看，其影响异乎寻常地从文学时尚创新模式的探索滑入了和平时期英雄的另类格式。一旦失掉理性的束缚和理想的方向，英雄形象便具备了匪气的特性，在匪性的嬉笑怒骂中张扬着江湖义气和孤胆英雄的壮观豪举，人物性格似乎更为丰满，与生活进行真实的狂欢，其结果就是越将缺点暴露无遗越能呈现客观真实的损害性引导，这是偏离英雄主义的张牙舞爪，而非精神的感召，其感染力赋予了令人担忧的色调，由来已久所继承的荣誉观念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

　　英雄形象和英雄主义并不是一个概念，前者敢为人之所不敢为，敢当人之所不敢当，是果敢坚毅的人。而后者则指不甘落后、不愿平庸无闻生活和工作的精神风貌及意志品质。作品的英雄塑造无疑具有英雄主义的特质，但表现英雄主义的作品不见得一定要塑造一定量和特指的英雄形象，而塑造一定量的英雄形象应该就传达了一种英雄主义精神。

　　英雄主义可以进行普及教育，但英雄并不能真的达到大量普及，所以英雄显得弥足可贵，英雄主义需要一种庄严的神圣感。

　　不是说英雄主义应当回到脸谱化的陈旧套路中呜咽叱咤，也不是在血火腥风中简单且粗暴地宣布英雄诞生的天崩地裂，而要在打造高度的客观性的同时须有证明其思想和价值观的睿智，崇拜男子汉精神的积极方面，塑造出托马斯·曼那种“气势豪放而绝不流于粗野”的写作要求，使英雄富于硬度时能够穿越庄严的洗礼，其中有勇气，更有意志，作家们以不倦的努力使英雄成为中心的所有辐射源，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比任何元素更好地诠释那些和平时期面带微笑的立碑人。

　　丰富民族精神的激情掘进

　　我们在阅读文本时不能不想起一个有时忘记了的事实：军队文学界拥有前后相继的一长串作家而且受过严格的训练和不乏洞察力，使作品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作品难以平息的热情，在于不安于无能为力的告白，在于语言对民族精神的精确诠注，在于向上力量的挺举，在于人类灵魂最刚性的复苏。

　　检视当下的军事文学创作，书写英雄且将之置于精神层面解读似乎并不太多，即使如上文谈到的“另类格式”也屈指可数。是和平时期的英雄难写，还是没有了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是作家书写英雄的激情普遍缺失，还是私人化写作蔚为壮观？

　　曾有说法认为当下进入的是后英雄时代，非常规生活退隐于历史而常规生活成为常态，英雄便让位于常人。其结果便是小市民式的英雄成为时尚的宠儿和快意恩仇的主角，那些崇高的人格境界和伟大的人生理想境界让位于世俗情怀，崇高与悲壮的美学品质迷离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庸俗之中，主动废止了对英雄的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怀和价值判断，更新了自己的主体理性。与之相对应的是对民族精神激情掘进的作品变得可贵和顽强，如《炮群》《突出重围》《石破天惊》等，作家塑造的新型高级指挥员，他们无疑成了承载着强大精神支柱和基本道德规范的英雄。《英雄时代》讲述红色家族的后人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大潮中如何再现祖辈们在战争年代的英雄情怀。《我的长征》“跟着党走”的信念坚定不移，是以个人记忆的方式展现红军小战士王瑞如何历经亲人的死难。其中《碑》的出现，不再把完美当做塑造英雄的标准，小说以邱梦山作为“战俘”这一特殊称谓的特殊符号，以悲剧的方式演绎了英雄的无奈和英雄的气短，结局只能牺牲在抢救中毒人员的下水道中，似乎喻示着纠结于邱梦山一生的英雄长叹在世俗的偏见里更需要阳光的普照。

　　相当一个时期，欧美文学里个人英雄主义的畅销消解了民族精神的表现方式，模仿、跟风、矫情等一切异乎寻常的热闹混淆了植根于民族血脉中的家园感和文化背景认同，英雄主义崇高感的退隐证明传统意义上的生命涌沸应当急骤回归，以缓解未加确认民族认同感而率性“拿来”的弊病。

　　可是，谁想从当下众多的作品里找出这一时期英雄共同的公式，结果就会得出一个外延模糊的概念，但内核则明明白白地通过语言和背景看到英雄的成长、时代的活力和坚韧力。作家要用热切而直接的笔，让读者充分意识到丰富的民族精神，并使之气贯长虹地代入英雄方程式，构成和平时期气象万千的新绿洲。

　　担当俯仰天地的审美指向

　　“生活是严肃的而艺术是宁静的”(席勒语)。假如红色仅仅是玫瑰的颜色，那么血性的流淌便失去了原有的激情澎湃，那些温婉抒情的文字固然可以安抚人类的灵魂，但一个社会、一种审美流向是不能没有角铮狂鸣之声的，英雄的生命张力和精神魅力产生出不断冲击读者的审美力量，使英雄话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生和蜕变。

　　但是，回头看式的书写范式虽然寻找到了英雄形象这一突破口的变奏，毕竟不如直面当前多元时代里理想与信念定位下的人性与精神对话那么鲜活和真切，他需要直面的勇气和智慧，就是带着这种勇气和智慧俯仰天地，引领已经缺失或正在缺失的精神与信仰回归，或者代入诸多困惑的反思给英雄以重新定位，真正意义上突破传统英雄不能尽意的塑造模式，始终成为和主题难以割舍的情结，以其不可取代的特质指向英雄主义变奏，蔑视低俗、不甘平庸、仰望崇高、追求英雄，让主旋律创作充满英雄主义的时代最强音符。

　　如何塑造具有感召力和普遍认同感的英雄人物形象，使这种课题式审美担当指向和平时期的时代理想和民族精神。英雄主义的构成要素便有了与以往任何时候不同的更新：智慧、信念、勇敢、操行、功绩，其标准应建立在包含科技含金量的知识结构和坚定意志上，那么，英雄主义如何能够予以实现？和平语境下英雄已不仅仅由血肉模糊或者枪林弹雨等等界定，领域多元、理念多元，衡量的标准亦不例外地呈现多元化，英雄主义的精神风貌和意志品质才能准确且不无新意地客观呈现。就战争而言，未来高技术战争实质化为信息战争，作战的主体将由普通官兵转到与信息有关的侦察、通信、指挥、干扰等工作的科技主体，大量真真假假的信息扑面而来，那些传统的英勇热血需要走向理性，个性化指挥必然屈从于科学分析下的果断判定，融入心理和士气等精神客体，其中固有的现实战场客体仍然存在，虚幻战场客体的虚拟景象和基因武器等形成了撑起英雄主义新的实现领域。如网络上的斗智斗勇，出离了血肉模糊的残酷实景，英雄的形象便在你来我往的知识和谋略较量中高大起来。如《末日之门》《战争黑客》算是较为成功的范例。作家的知识蕴藏量能够在这一较量中尽显山水，靠个人保留着对战争的诸多幻想而近乎痴人说梦般地“指挥若定”一场自导自演的模式，显然无法完成英雄主义的未来投射。如设定演习，方案里的我方智勇超群，敌方如同白痴，永远是我方完胜，敌方全部被歼，叠加一堆武器性能和不按兵略套路的运筹帷幄，这样自欺欺人的自语式描摹，无论如何适应不了日新月异的英雄主义表现。如刘猛的《最后一颗子弹留给我》等，评论界给出令人晕厥的褒扬在某种程度上误导作者铺陈下去、自语下去，似乎人人都可成为汤姆·克兰西，都可成为杰克·伦敦，亦将并非真实的审美元素误导读者，燃起一种不可理喻的激动。

　　和平时期的英雄主义不管如何恰当表现，都会让我们关注英雄生长的空间乃至崇高阳刚的英雄主义的精神特质，这些足可理清啮咬人心的那种源自人们内心渴望的英雄绝吟，以更具高度的感动，令人敬畏地明艳成一方仰视的太阳部落，照耀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