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从诗人到导演
作者：李辉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22日 来源：人民日报
展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60年画卷，当年的总导演焦菊隐极为耀眼，他以融会中国写意的导演风格，构成了人艺的舞台魅力与传统。
其实，焦菊隐最初是以诗而著称。在现代诗歌史上，他是率先创作散文诗的诗人之一，其1926年出版的《夜哭》，被称为现代文学的第一本散文诗诗集。年轻的焦菊隐，家道中落，尝到了由富贵转贫困之后的世态炎凉，作品中充满感伤、懦弱、寂寞，可归为多愁善感的年轻吟唱。如《夜哭》写母爱，很讲究气氛的渲染。黑色的缓缓流动的小溪，惨淡的云，微弱的灯火，藏在云后的星月，震动欲断的板桥，无一不烘托母亲的悲哀。1929年他出版的《他乡》，视野则有所拓展，感情多了愤激，多了沉郁。
焦菊隐在散文诗中善于运用准确的意象。《夜哭》一诗用黑色小溪、惨云、微火、板桥渲染悲哀，《他乡》诗集中的《血碑》一诗以黑、寒、风来表现残酷，从中可以看出，他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其实，焦菊隐的这种手法，也是受到法国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等人的影响。他接受象征派诗歌的美学主张，以丑恶入诗，反复吟唱苍白。在这一点上，他与当时诗坛的李金发、邵洵美、于赓虞等诗人颇为相近。
既酷爱中国古典艺术，又敞开胸怀迎接西方艺术之风，这恰恰成就了焦菊隐，为他日后转而成为话剧导演，探索与形成自己的导演风格，做了最好的铺垫。没有诗意，没有循环反复的艺术吟唱，没有意象背后的内涵挖掘，就不会有《茶馆》等话剧构成的“人艺”特色。不妨说，早年的诗歌，是焦菊隐铺下的导演艺术的第一块基石，飘逸而又坚实。
的确，诗与舞台，在焦菊隐身上密不可分。
我藏有一本焦菊隐翻译的契诃夫的名剧《樱桃园》（见下图右）。该书1947年由作家书屋出版，列入“世界名剧选之一”。该剧的翻译完成于抗战期间的重庆，他在1943年7月的《译后记》中，曾这样写道：“要想了解契诃夫，必须懂得欣赏诗，懂得欣赏他的作品里所包含的抒情因素；必须把寻求‘舞台性’的虚伪戏剧观铲除；必须懂得在剧本里去寻求真实的人生。”读到此，似乎对他的艺术人生有了更贴切的认识。他从诗出发，转而翻译契诃夫话剧、翻译以导演契诃夫话剧而著称的丹钦柯回忆录《文艺·戏剧·生活》（见右图左），再走进北京人艺形成自己的导演风格，一条潺潺小溪，最终流淌为蔚为壮观的艺术大河。
焦菊隐走得太早，1975年去世时年仅70岁。我1982年才来到北京，无缘见面，惟有看他导演过的戏，读他的诗。偶然机会，搜集到他的一封亲笔信，喜出望外。
这是1962年7月28日他写给《新建设》编辑部的信。他使用的信笺，上方印有“北京PEKING 1961.4.5—14”字样，中间为一由乒乓球拍构成的彩色徽记。经查，1961年4月，第二十六届世乒赛在北京举行，此信笺应专为此而作。从信中得知，焦菊隐1962年正忙于导演由田汉创作的话剧《关汉卿》。他写道：“两次来函均未能及时作复。实因近来《关汉卿》排戏十分紧张，上午晚上均要排练，精疲力竭。下午又要搞五反、准备工作、考虑排戏的问题……实情为此，千请原谅！”焦菊隐所言不虚，此信注明写于“七月廿八夜半二时”，足见他忙碌之极，辛苦之极。
焦菊隐在信中告诉编辑部，随后他将从美学角度谈创作体会：“答应《新建设》的《导演的美学处理》一文，打算连续写三篇（三个部分），即：舞台美术；主题思想；人物。第一部分已考虑好，只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写此信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氛日渐浓烈，蔓延四周，而焦菊隐一方面感到“精疲力竭”，一方面仍在思考美学问题，不改艺术家本色。
有焦菊隐这样的导演支撑局面，恰恰是“人艺”之幸，也是“人艺传统”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