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用白话写回文诗

作者：陈长林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04日   来源：文汇报 

　　说起回文诗，人们多知其是古典诗歌一种独特体裁，正读倒读皆成章句。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释义说：“回文诗，回复读之，皆歌而成文也。”回文诗充分展示并利用了汉语以单音节语素为主和以语序为重要语法手段这两大特点，读来回环往复，绵延无尽，给人以荡气回肠，意兴盎然的美感。回文诗虽不无游戏成分，但作为一种炫才方式，为文人喜闻乐见，不同时期皆有佳作产生。白居易、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高启、汤显祖等人，均有回文诗传世。

　　古代回文诗，都是格律诗，现代人写回文诗，亦多用格律体，那么五四以后占诗歌主导地位的白话诗，能不能写成回文体呢？且看戴望舒这首《烦忧》：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试将此诗还原成旧体：

　　寂寞如秋清愁凝，

　　相思若海恨无凭。

　　若问烦忧缘何生，

　　人前不敢道芳名。

　　人前不敢道芳名，

　　若问烦忧缘何生。

　　相思若海恨无凭，

　　寂寞如秋清愁凝。

　　传统回文诗有一种是“本篇回文”，即一首诗本身完成一个回复，后半篇是前半篇的回复，《烦忧》同样具备这一特质。

　　初识《烦忧》，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读大学时。同学朱兄，年纪比我们要大十多岁，当时已在《人民文学》、《诗刊》发表过诗歌，同学平日里多尊其为“诗人”，当时诗人还是蛮有地位的。几个诗心未泯的同学常向他请益，本人亦属其一。因涉世未深，本人当时喜欢一些调子轻松的诗歌，如黑龙江青年诗人王书怀的成名作《小河流水哗啦啦》：“小河流水哗啦啦，/河东河西住人家。往年一听河水响，/两岸亲家忙喊话：“淹了？”/“满了？”/——不是亲家太胆小啊，山水下来真毁庄稼！//小河流水哗啦啦，/河东河西住人家。/如今一听河水响，/两岸亲家笑哈哈：“放了？”/“满了？”——不是亲家问顺了口，/社里的水稻都萌了芽……”亲切自然，生活化，口语化。朱兄不以为然，主张多读多写深沉的诗，于是就推荐了这首《烦忧》。尽管当时已进入了新时代，还无从想象“网络时代”，《烦忧》既无从检索，更无处下载。诗是朱兄手抄的，当时版本意识半点也无，抄自何处问也没问。要么“为赋新词强说愁”，要么生活中宜有“不敢说出”的名字，反正遇上《烦忧》，一见倾心，再读钟情。虽没有特意背诵过，但读上两遍，也就再也不需要想起了。可惜，诗是手抄的，不便保存（果真没有保存下来）到哪儿去找铅字本呢？浩劫过后，无论是“戴望舒”这个名字，还是其诗集，都处于失踪状态，连北京最权威图书馆里都“找不到一份较全的出版过的望舒的诗集”（周良沛语），看来只能寄希望于出版社重印了。果然，就像戴望舒诗所预言：“这些好东西都不会消失，/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偶成》）一语成谶：1981年1月，四川人民出版出版了周良沛所编《戴望舒诗集》，当年12月重印。软精装小册子，印数3.6万册，定价0.68元。《烦忧》排在第53页，同朱兄所抄一字不差。

　　戴望舒（1905-1950）平生共定稿发表了92首诗，恐怕还不够当今高产诗人一年写的。《戴望舒诗集》收诗92首，读来常恨其少。8年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戴望舒诗全编》（精装本，梁仁编，1989年5月第1版），七百余页，收入了戴望舒全部诗作及译诗并诗论，施蛰存作《引言》。购藏一册，重读《烦忧》，竟有些眼生，原来文字与上引诗有差异，变成——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

　　说是辽远的海的怀念，

　　说是寂寞的秋的悒郁。

　　《全编》编者说，诗作系按原貌排印，这就意味着，四川人民版的诗集中同名诗作是修订稿。不然这些文字差异就无法解释。《烦忧》最初收入《望舒草》，《望舒草》系戴望舒自编的第二本诗集，1933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杜衡在序言中恰好引用了“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这句诗，据此可以断定，《全编》中的《烦忧》确实是初稿。只是修订稿比初稿简洁、流畅，读起来回环感颇强。“假如有人问我烦忧的原故”比起“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虽多了“原故”二字，意蕴上并无任何增加，对于惜字如金的诗歌写作来说，是很不划算的。凭此不难看出戴望舒对待诗歌写作是虔诚而精心的，炼“字”不仅是古典诗人的基本功，同样也应该是新诗人的基本功。

　　除了四川人民版《戴望舒诗集》采用修订稿外，还有朱自强编著《快乐语文读本》（小学卷第11册，山东文艺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诗后注明选自孙玉石主编《戴望舒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如此看来，我过目的几种戴望舒诗集，只有《戴望舒诗全编》采用了《烦忧》初稿，其余则采用了修订稿。这多少可以证明，比起初稿来，人们更喜欢修订稿。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烦忧》一诗既有初稿修订稿之别,戴望舒何时写就修订稿,又刊于哪本诗集呢?《戴望舒诗全编》“出版说明”说:“创作诗部分，按诗人生前已出的四种诗集《我底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灾难的岁月》的次序分编四辑，未曾入集的四首，编为《集外拾佚》一辑列后。为保存作者编集时的原貌，各集中重复的诗篇不再重排，只在目录中仍列出题目，并注明该诗已出现的页码。历次编集时作者曾对许多诗篇作过不少删改润色，为了真实反映诗人创作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他在艺术上苦心孤诣的孜孜探寻，我们在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基础上，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校勘，加注说明。”《烦忧》先后收入《望舒草》（1932）和《望舒诗稿》（1937），两本诗集出版间隔五个年头，时间有先后，版本存异同，《全编》为何未作校勘、未加说明呢？莫非找不到载有修订稿的诗集？那么通行修订稿的版本依据何在？该不是哪位编辑心血来潮大笔一挥代为润色而成吧？此中谜团，尚待破解。

　　既然一见钟情，难免一往情深，于是开始读戴诗，因为数量不多，每首都读过多遍，《雨巷》、《萧红墓畔口占》至今能诵。喜欢，又说不出什么理由，或者说，喜欢不需要理由。未能免俗，吃了鸡蛋，还想看看母鸡模样：见有人说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扉页印着Ajenne (给绛年)几个法文字，还有两行古罗马诗人A·提布卢斯的拉丁文诗句——后来得知戴望舒自译为“愿我在最后的时间将来的时候看见你，愿我在垂死的时候用我的虚弱的手把握着你。”甭说拉丁文，就是英文，也从未学过呀。李姓女同学助人为乐，写信给学过拉丁文当医生的母亲求助，未获答案。“绛年”是何神圣，让诗人如此动情又深情？于是继续找寻，多年后才知道绛年是戴望舒的初恋情人——“最亲密的朋友”施蛰存的大妹妹施绛年，八年苦恋，女友爱上别人，创巨痛深，可想而知。知道了这些“本事”，就不难理解戴望舒为何在把诗集献辞写成“给绛年”了。同时也就明白为何戴诗中的“沉哀”总是“绛色”的，显然，诗中“绛色”并非自然色，而是情感色。

　　大学毕业要求写学位论文，写啥好呢？几经选择，几番放弃，最后确定写《“雨巷诗人”戴望舒》。分明是《烦忧》牵线搭桥，才与戴望舒结缘，可论文中没提《烦忧》一个字儿。不是忘恩负义，而是另有苦衷：《烦忧》虽写相思刻骨，毕竟情感太个人，天地太狭小，不像《雨巷》、《断指》、《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那般“革命”。不提《烦忧》，固然反映了个人局限，亦不乏时代色彩，“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虽然不无道理，毕竟改革开放刚起步，思想受束缚既久，“下笔如有绳”，在所难免。

　　再说，那时我还没有发现《烦忧》是回文诗呢。戴望舒因《雨巷》一举成名，《雨巷》具有一种朦胧美和音乐美，叶圣陶称《雨巷》“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雨巷》“朦胧而不晦涩，低沉而不颓唐，情深而不轻佻”，“雨巷诗人”，实至名归。细读《雨巷》，不难发现诗中也有回环的成分。这说明戴望舒即使写作新诗，也没忘记从古代回文诗中汲取养分。现代诗人为数众多，除戴望舒外，还有哪位诗人如此人诗一体、密不可分呢？

　　用白话诗写“回文体”，难度相当大，除了戴望舒，不知有无别人尝试过？而戴望舒也只写了《烦忧》一首。陆游有诗云：“尝试成功自古无”，未免绝对化，我看《烦忧》相当成功，至少读起来那种回环感、感染力一点儿不亚于古典“回文诗”。当然，戴望舒其他诗可以进入现代文学史，《烦忧》进不去，公木主编《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收入戴望舒诗8首，没有《烦忧》一席之地。这也没关系，个人阅读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与文学史重合。对于同一个诗人的诗，喜欢哪首哪句，因人而异，无法强行求同。如李商隐“无题”诗，人多喜其“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而胡兰成在《今生今世·民国女子》中写道：“爱玲还与我说起李义山的两句诗，这又是我起先看过了亦没有留心的，诗曰：‘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其后我亲见日本战败，总要想起这两句。”胡兰成自以为很懂张爱玲，看来尚未达到“喜欢着你的喜欢”境地。好诗可以是大众的，也可以是小众的，正如法国诗人瓦阿莱里所说：“我宁愿我的诗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愿被一千个人读一遍”。尽管表面看，总量相等。依我看来，《烦忧》就是值得“一个人读一千遍的”诗，而戴望舒其他诗篇则未必都有如此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