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

作者：胡晓明

2012年11月02日  来源：文汇报  

　　黄山谷说：“儿时艺木，今憩其荫。”我今天自认是一个懂得了读书享乐的人，这是长期以来读书习惯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把儿时的读书生活比喻成栽树，那么和我一起辛苦培育幼苗的人，正是我的母亲。

　　要说母亲如何教我读书的，我一个故事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只要一提起小时候的生活，那拂不去的记忆深处，就是母亲所营造的一种空气，我正是呼吸着这空气长大。每天饭做好了，母亲或阿姨要喊：“吃饭喽！”要是父亲在家，丢下书就得去，动作切不可耽搁一分钟；只是母亲在家，则可以继续埋头于书，喊到饭菜都凉。睡前，父亲是绝对不许看书的，一旦发现房间天窗还透着灯光（我们有时候在被子里用电筒读小说），少不了拍门痛斥一顿。母亲则会一边掖掖被子，一边关切地说：“再看十分钟，就关灯。”我小时候哪怕是犯了错误，母亲也没有说过一句重话，她总是讲道理，讲一些寓言故事。有一回打碎了母亲心爱的花瓶，母亲只说，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坏事，只要做事情小心了，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么？可我后来还是不断在生活中打碎花瓶，坏事总是变不成好事。唯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肯定的好事，那就是讲道理本身。母亲的言传身教，就是书香的见证。我是从母亲娓娓的讲理中，感染了做一个读书人的好。

　　在我的少年时代，父亲力图灌输一种劳动最光荣、好逸恶劳最可耻的观念，所以他对我们兄弟家务劳动抓得很紧。院子里原有一块荒地，就是他老人家，要我们兄弟去河边挑又黑又臭的河泥，来改造土壤，种之以瓜豆。父亲虽然崇拜劳动，可是自己却总不像个劳动人民。而母亲并不崇拜劳动，却有活自己做，拖地、洗碗、打水、晾衣，一副劳动者的形象。只要看见我们在读书，就从不喊我们做事，养得我们好像古代那些贵族公子：母亲拖地的身影从我们的书边晃过，我们合理地享受着一种书本带来的特权。久而久之，以“母党”自居的我们，读书自由、读书高贵的幼芽，就在心里种下，而且也与母亲的温良勤俭、一团和气的形象不可分。我想后来我在工厂里当工人，为什么那样渴望着重返读书生活，想尽办法要弄到一个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为什么后来总像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一样向往着学校，大概这是原因之一。

　　我向来认为，要读过足量的大部头，才有资格算是“文学少年”。但是母亲从来没有要我看长篇小说，她就只是摆一部她正在读的长篇在窗明几净的桌子上，很快就会引起我的好奇心。小学三年级时我看的第一部长篇，陈登科的《风雷》，就是从母亲读过的地方读下去的。我之所以终于没有变成“贵族”，跟母亲那时的书单很有关。我的好奇不仅是对小说好奇，而且对农村好奇。六十年代，母亲常常下乡，一去就是两三个月。母亲去的地方，究竟有什么好东西，为什么她总要下去呢？她那时看的小说，也多是农村小说。进入母亲的农村小说世界，我才发现农村是那样困难，又那样美好，充满跌宕起伏的故事。而那里的男人特别英雄，人情特别温暖，女人特别母性，一草一木总关情。又困难又美好，就是我们成长的精神背景。也不知道是因为思念母亲，然后把情感投射到小说里去呢，还是小说里描写动人，也连带着思念母亲了。后来我也觉得写农村的小说才好看。《苦菜花》、《红旗谱》、《播火记》、《火种》、《山乡复仇记》，都是那时很好看的。情节都忘了，可是长长久久、不衰的体验是一种大地情怀，分不清是母亲的爱，还是中国农村小说的文化品质。

　　在我们的生活中，严父慈母，对比强烈。尽管曾是中央大学的高才生、高中毕业曾考取三所大学、号称将莎氏乐府背诵了大半，但是父亲在“洗澡”中却洗了脑，完全以读文艺书为耻，“龟儿，又看小说了”，成了父亲呵斥的口头禅。而母亲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我的印象中却似乎一直是一个“文学青年”。那几年在团市委的图书室里，她“泡”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和苏联文学的天地里，来往于各重点中学音乐与美术教师的圈子里，终成正果，修成了“文革”大字报揭发的“修正主义分子”。

　　也因此，母亲长期为我定了《少年文艺》和《小朋友》，这两个刊物大大成全了我的童年。我是那样依恋这两个刊物，以至于一直想象哪天遇到这两个刊物的编辑，要深深一鞠躬，感谢他们不懈地把这么好的精神套餐，经妈妈的手，送到我的眼前。新一期到手时的那一份欢喜呀，源自母亲创造的莫大幸福，在潜意识里几乎相当于吃奶的快感。至今仍想起刊物里的许多故事：一个善良的木匠刨出的刨花，如何神奇地成就了他通往天上世界的路；一个小女孩手拿七色花，许了七个愿，最后一个花瓣换来的面包，如何被跟着的一只狗悄悄吃掉;宝葫芦的故事、聚宝盆的故事、斗鱼的故事等等。除了刊物与童话书，印象较深的还有《三国》、《说岳》等大套的连环画，母亲把书藏起来，看完了一本再拿一本，像吃什么好东西似的。杨再兴的回肠荡气，小梁王的飘逸俊爽……接下来就是逃学，下午常常到都市路或甲秀楼租书小屋，靠墙根长条凳一坐，一分钱一本，看到黄昏时才高一脚低一脚回家。母亲也绝不管那么多，她创造的空气是让人自由呼吸。最后发展到把实在是喜欢的书偷走。幸亏知道后怕，只偷了两次就收手。所以那时想的只是，生活是永远看不完的连环画有多好。

　　无论如何，我的想象力的天空毫无疑问是母亲为我打开的。在我十五到二十二岁的青年时期，是迄今仅有的一次充分回报了母亲，就是那一大箱母子通信。其中借助于海涅与伊萨柯夫斯基的诗、托尔斯泰的小说和马恩的议论文，倾诉了过量的青春期不安、忧郁以及恋母与乡愁与时代困惑混合着的情绪。可惜的是，也正是读得太多、眼高手低，也过于将书本世界神圣化了，我毕竟不能成为一个小说家，来回报至今还沉迷于小说的母亲。我不仅没有找到通往天国的刨花路，而且我的七色花许完了最后一个愿，却也没有给母亲带来多少改变，她还是日复一日地拖地、买菜、洗碗，在越来越像劳动人民的生活里，仍戴着一副老花镜读书。更何况我现在写的文字，她大都不能看懂。我拿什么来报答儿时无处不在的春晖？

　　钱宾四先生有一段话，意味深长：“人文界可以卓然独出于自然界，而与其他生物大相异，以自臻一妙境，正为其有一较长之婴孩幼童期。故婴孩幼童期之在人生全过程中，乃有其至高无上之意义与价值。亦老庄道家所谓无用之用。”

　　别的都可以忘记，永远也不要忘记的，青灯有味是儿时，默默地营造了读书空气、创造了一较长的、无用的婴孩幼童期的母亲。像大地一样浑然不觉，又像大地那样无所不在。我们也因此而有遥远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