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中的“类型”
作者：顾 农
2012年11月19日 来源：文艺报
在论及鲁迅杂文艺术性的文章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它的典型性的论述。论证方法大抵是：既然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那么它除了具有一般评论文的性质以外，同时也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典型性，因此鲁迅的杂文也有典型性，如此等等。
这样从定义出发直线式地来讨论问题恐怕有点危险，人们不禁要问，鲁迅杂文既然是诗与政论的结合，那么当结合之际，文学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如典型性之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结合并非混合，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杂文的情形不大可能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简单地一致。
鲁迅本人从来不曾说过什么“典型”，倒是提到过“类型”，他说自己的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类型更着重于它的代表性或曰共性，个性则忽略不计，杂文不是纯文学。
例如著名的“叭儿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一文中说，叭儿狗本是反动统治者的走狗，却显得执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类型，这里就简直没有说到个性，更不是专指他当时的某一论敌。稍后他还特别提到：“……这一回说的叭儿狗，怕又有人猜想我只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哪里还有肯跟着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事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这样的写作路径贯彻了鲁迅杂文的始终，他后期的杂文仍然不与某一具体的个人厮杀，而着眼于社会上的某些类型，所以即使是指名道姓的较量，着眼点仍不在其个人。鲁迅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者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者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伪自由书·前记》)。可见他的作风前后是一致的，决不看重“这一个”，更不作人身攻击，文章所论的是“这一批”或“这一类”。
又如他后期杂文中的“二丑”，这一类型的特色在于“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准风月谈·二丑艺术》)。这一画像可以让人们想起二三十年代一批人的作为，后来也还不断出现这种智商不低而人品不高显得比较复杂的人物。
鲁迅在《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后收入《准风月谈》)中又画出了一种新的类型——文化遗少：“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身居今日而欲以“古雅”立于世界，这样的人，不要说上一世纪30年代，就是在今天，也还可以看到若干。鲁迅勾勒这种类型加以批评，涉及一批人，并非特指某人，但正如他先前之论叭儿狗一样，有人出来与鲁迅较量，其中最著名的是曾经向青年推荐过《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的施蛰存先生，形成了一场著名的论争。鲁迅在回答施先生的文章中指出：《重三感旧》一文“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这仍然是他的老传统，矛头指向“一大队”，并非专对施先生个人。
当鲁迅被请上神坛以后，曾经被他笔锋扫及的人物，包括施先生在内，后来为那些批评大倒其霉。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正如鲁迅所说，被批评者不过有时是那种类型里的一肢一节，以此来为人定性，当然并不恰当。
有一阵鲁迅研究界很热心地讨论同鲁迅有过摩擦的文化名人的评价问题，多有进展；而这个问题同正确地理解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层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志在改革社会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根本不屑于攻击个人，他总是出以公心“泛论一般现状”，但不免“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所以他虽然因大写杂文而树敌甚多，但实为公仇，并没有一个私敌。
鲁迅在杂文中无论写哪一种类型，往往只画一个漫画像，绝不作工笔细描；并且喜欢给一个简明的绰号式的称呼，例如蚊子、叭儿狗、乏走狗、革命小贩、西崽、隐士、文坛预言家等等，给予读者深刻的印象。
那么鲁迅杂文中就绝对没有典型吗？也有那么几个。例如阿金(详见《且介亭杂文·阿金》)大约可以算一个，龙师傅(详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也可以算一个。这些人都很有个性，当然也有共性，像阿金那样有手段的泼妇，一旦有大权在手，那是要当女皇的。鲁迅晚年似乎有意向这个方面发展，但没有来得及取得更多的成果。
作者：顾 农2012年11月19日 来源：文艺报
在论及鲁迅杂文艺术性的文章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关于它的典型性的论述。论证方法大抵是：既然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那么它除了具有一般评论文的性质以外，同时也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典型性，因此鲁迅的杂文也有典型性，如此等等。
这样从定义出发直线式地来讨论问题恐怕有点危险，人们不禁要问，鲁迅杂文既然是诗与政论的结合，那么当结合之际，文学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如典型性之类，是否会发生什么变化呢？结合并非混合，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杂文的情形不大可能同小说戏剧等文学样式简单地一致。
鲁迅本人从来不曾说过什么“典型”，倒是提到过“类型”，他说自己的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类型更着重于它的代表性或曰共性，个性则忽略不计，杂文不是纯文学。
例如著名的“叭儿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载《莽原半月刊》第一期)一文中说，叭儿狗本是反动统治者的走狗，却显得执中、公允、调和、平正之态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类型，这里就简直没有说到个性，更不是专指他当时的某一论敌。稍后他还特别提到：“……这一回说的叭儿狗，怕又有人猜想我只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上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因此多说些它的主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本以为这足见我是泛论了，名人们现在哪里还有肯跟着太监的呢，但是有些人怕仍要忽略了这一层，各各认定了其中的主人之一，而以‘叭儿狗’自命。时事实在艰难，我似乎只有专讲上帝，才可以免于危险，而这事又非我所长。”(《华盖集续编·不是信》)
这样的写作路径贯彻了鲁迅杂文的始终，他后期的杂文仍然不与某一具体的个人厮杀，而着眼于社会上的某些类型，所以即使是指名道姓的较量，着眼点仍不在其个人。鲁迅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者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者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以为所画的是他某甲的疮，无端侮辱，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伪自由书·前记》)。可见他的作风前后是一致的，决不看重“这一个”，更不作人身攻击，文章所论的是“这一批”或“这一类”。
又如他后期杂文中的“二丑”，这一类型的特色在于“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准风月谈·二丑艺术》)。这一画像可以让人们想起二三十年代一批人的作为，后来也还不断出现这种智商不低而人品不高显得比较复杂的人物。
鲁迅在《重三感旧——一九三三年忆光绪朝末》(后收入《准风月谈》)中又画出了一种新的类型——文化遗少：“八股毒是丝毫没有染过的，出身又是学校，也并非国学的专家，但是，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除掉做新诗的嗜好之外，简直就如光绪初年的雅人一样，所不同者，缺少辫子和有时穿穿洋服而已。”身居今日而欲以“古雅”立于世界，这样的人，不要说上一世纪30年代，就是在今天，也还可以看到若干。鲁迅勾勒这种类型加以批评，涉及一批人，并非特指某人，但正如他先前之论叭儿狗一样，有人出来与鲁迅较量，其中最著名的是曾经向青年推荐过《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的施蛰存先生，形成了一场著名的论争。鲁迅在回答施先生的文章中指出：《重三感旧》一文“内中所指，是一大队遗少群的风气，并不指定着谁和谁；但也因为所指的是一群，所以被触着的当然也不会少，即使不是整个，也是那里的一肢一节，即使并不永远属于那一队，但有时是属于那一队的”(《准风月谈·感旧以后(上)》)。这仍然是他的老传统，矛头指向“一大队”，并非专对施先生个人。
当鲁迅被请上神坛以后，曾经被他笔锋扫及的人物，包括施先生在内，后来为那些批评大倒其霉。这显然是不正常的，因为正如鲁迅所说，被批评者不过有时是那种类型里的一肢一节，以此来为人定性，当然并不恰当。
有一阵鲁迅研究界很热心地讨论同鲁迅有过摩擦的文化名人的评价问题，多有进展；而这个问题同正确地理解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层却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志在改革社会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根本不屑于攻击个人，他总是出以公心“泛论一般现状”，但不免“无意中触着了别人的伤疤”(《华盖集续编·不是信》)，所以他虽然因大写杂文而树敌甚多，但实为公仇，并没有一个私敌。
鲁迅在杂文中无论写哪一种类型，往往只画一个漫画像，绝不作工笔细描；并且喜欢给一个简明的绰号式的称呼，例如蚊子、叭儿狗、乏走狗、革命小贩、西崽、隐士、文坛预言家等等，给予读者深刻的印象。
那么鲁迅杂文中就绝对没有典型吗？也有那么几个。例如阿金(详见《且介亭杂文·阿金》)大约可以算一个，龙师傅(详见《且介亭杂文末编·我的第一个师父》)也可以算一个。这些人都很有个性，当然也有共性，像阿金那样有手段的泼妇，一旦有大权在手，那是要当女皇的。鲁迅晚年似乎有意向这个方面发展，但没有来得及取得更多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