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语境中的审美“新质”

——“新生代”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特色成因之我见

作者：徐艺嘉

2012年11月28日 来源：文艺报  

　　新世纪以来，以王棵、王凯、朱旻鸢、李亚、裴志海、王甜、曾皓、刘跃清、卢一萍等为代表的一支“70后”“新生代”青年军旅作家队伍日渐崛起。他们虽在文学创作历程上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作品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当下军旅中短篇小说写作的空白，是部队文学阵营中颇具潜力的一支创作队伍。

　　“新生代”的小说中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新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以及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新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整体上看，“新生代”在文学审美上聚焦小人物的生存感受，作家倾力展示人物身处大环境之中的渺小与落寞，较大程度上削弱了以往军旅文学对理想主义、爱国主义等崇高精神的表达力度。并且，由小人物作为表现原型，延伸出“新生代”对“另类英雄”形象的书写和描摹，及由此而生的“新生代”对于英雄概念的独特解读。在社会题材小说的写作中，“新生代”偏好对个人体验进行精确捕捉和极致表达，突出个体的存在意义，并且在叙事方式上有所创新，以此来完成文学理想和诗学空间的构建。

　　“新生代”之所以被界定和命名，是因为这一写作群体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不同于以往军旅文学的创作新特点，而只有透过文学表征挖掘出潜藏在背后的艺术特色生成原因，才能获得对“新生代”军旅作家更为客观和准确的把握，也才能够为其后续创作寻求可供吸收和借鉴的资源。

　　新世纪语境中文学生态的变迁

　　文学生态环境决定作家的写作姿态与价值立场，“新生代”对生活本体的关注与新世纪文学语境的特征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新世纪文学”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概念，它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它伴有一种文学新质的发生。在新世纪文学语境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一个标志性特点，具体投射到“新生代”的小说创作中，表现为小说家试图选择与现实最贴近的微观视角切入生活，放弃了以往俯视生活的严肃价值立场，而是致力于在最普通的军人形象上“掘一口深井”，在细微的情感中挖掘日常生活的丰沛意义。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紧密相关的文学趋势表现在“新生代”的小说中，即是对日常生活的文学化建构，这种建构既是感性的，又是实用的。所谓感性，指的是小说将日常生活“搬运”和移植到文本当中，作家本人似乎也沉溺于生活当中，只客观记录人的生存状态，而不作过多理性思考，也不为主人公的尴尬处境寻求出路(如《连队是一条河》《拉练》等)；所谓实用，指的是小说中的价值观更多从现实利益出发(如《任务》中军官伍秋原面临职业上的困顿和外界无孔不入的肮脏欺骗、马干事到处搜罗先进人物事迹做采访报道只为升迁)，传统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已经被现实利益和物质追求所抛却和遗忘。

　　王棵在小说《随他去吧》中塑造了一个为爱所困的女主人公形象。她极度渴望爱情，又害怕因爱受伤，在内心情感的冲突和激荡中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类似的情感体验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在“新生代”作家的小说里，而一面突出内心的情感冲撞，一面在现实中选择“模糊”，也是“新生代”对自我写作身份的定位，显而易见，这种定位是无奈的。

　　“新生代”对自我写作者身份的无助感还源于新世纪军旅中短篇小说的衰落。受图像语言的挤压影响，新世纪文学生态发生了重大变革，也引发了文学的精神危机。军旅文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自足于体制内部的一套文学机制，但也不能免于遭受冲击，军旅中短篇小说更是首当其冲。这种冲击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部分军旅作家选择创作迎合市场需求，军旅题材影视剧和“类文学读物”造成了军旅文学的虚假繁荣，令批评家和读者忽视了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二是一批“70后”、“80后”的年轻军旅作家在写作之初遵循的便是以市场的需求和召唤为核心的文学轨迹，相较之下，“新生代”军旅作家们更多地是服膺于自我内心感受与艺术知觉的写作，笔下人物“零余人”的角色和人物在与环境对抗时的无助显然是融入了作家自我的生命体验，体现了创作主体对于小说人物本身的情感认同。

　　和平年代对军人身份认同感的淡化

　　通观“新生代”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除王凯、朱旻鸢、刘跃清的创作几乎全部为军旅题材小说，其余的“新生代”作家创作的非军旅题材小说在数量上或是和军旅题材作品数量相当，或是前者的总量多过后者，这迥异于上世纪80年代军旅作家们竞相在战争书写领域作出的多元化尝试的书写姿态。并且，“新生代”的军旅题材作品中聚焦历史战争的作品少，表现当下军营人物生存状态的作品多，而他们对于英雄的书写方式较以往军旅题材小说有较大差异，究竟原因为何？

　　笔者认为，这种题材比例的变动首先基于身处和平年代的军旅作家战争意识的退却。和平年代的军旅作家脱离了炮火纷飞的战争环境，军人的职业特点中也相应缺少为国捐躯、舍生忘死等战争中宣扬的核心观念，和其他职业的属性愈发趋同，因此“新生代”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大幅减少。“新生代”作家都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后，没有亲历过战争，他们所塑造的军人形象是日常化的，人物面临的困境也与其他职业的人群愈发相近，或来自于家庭纠纷，或来自于情感挫折，作品中缺少厚重的精神拷问和对战争的痛苦思索。作家在涉足历史战争题材的小说写作时大多以形式技巧规避了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绘，一些小说有情感经验的呈现，却无战争文学的内核与实质。

　　塑造英雄形象是军旅作家的天职，但“新生代”塑造的以小人物为原型的“另类英雄”形象与以往的英雄书写有极大的反差：在表现另外一些小人物时，他们英雄的举动却没有获得万人拥戴的结局，反而比常人更加落寞和落魄。英雄光环的褪去和英雄本身的荒诞色彩颇值得回味和思索，现象的表征背后必然有更为深层的文化原因。一方面，多元的文化形态瓦解了作家对英雄形象的固有认知，政治环境的松动给予作家思想和精神上的一部分自由，这时作家们再反观曾长时间占据军旅文学主导地位的英雄书写模式，便以反思的眼光发掘到以往军旅文学中关于英雄塑造的弊病和缺失。相应地，“新生代”军旅作家笔下的英雄人物的精英意识正在淡化，英雄的个人特质中融入了更多的世俗认同感。

　　另一方面，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引发大众审美的多元化倾向，曾由战时特殊环境和高度集中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社会大众对军人形象的崇拜感也渐趋弱化，商业语境的不断加强有力冲击和挑战着以弘扬国家、民族主旋律为己任的军旅文学话语权威。其结果是，“新生代”创作主体对自我所处的环境和机制产生质疑，表现在其小说创作的两个层面：一是英雄光环的褪去和人物本身带有荒诞色彩，可看作是对“完美英雄”形象的反拨和戏谑；二是诸如魏登科、葛三官等人由英雄行为引发的落寞结局，这也可以理解为是重“人道”而轻“集权”，于是小说中便有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个人英雄行为和整个阶级意志的冲突与对抗。

　　成长经历与文学视域造就独特的文学气质

　　作品的内在气质与作家的生活、成长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新生代”作家的许多小说中弥漫着带有撕裂感的彷徨、矛盾情绪，且在叙事方式上也有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表现，而这些正是成长经历及文学视域赋予文本的独特文学品质。

　　裴指海的小说《亡灵的歌唱》体现了作家对于“根脉”的自觉追寻。故事中“亡灵”始终处在一种分裂的困惑当中，无数次生发出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又时刻想摆脱故乡所代表的落后和愚昧。这种对根系的追寻是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行为，也是“新生代”作为“70后”作家群体的共同诉求。

　　在寻根的道路上，“新生代”作家是彷徨的、无措的，这是源于“新生代”与上、下两代作家代际间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群体焦虑。“新生代”作家群作为“70后”生人，生长于“文革”结束以后，并在成长历程中见证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兴盛的黄金期和90年代在商业大潮席卷下文学愈渐边缘化的落寞过程。因此，他们对于文学的价值观念和写作立场有心灵深处的彷徨感和撕裂感，在守望“纯文学”立场的同时又期望获得市场的认可。在小说创作的影响和成就上，“新生代”作家也是尴尬的一代，无论在文学史的席位上还是大众读者那里，他们都尚未为自己争取到一定比例的份额，而中短篇小说在整体新世纪军旅文学生态中的断裂也加剧了这种焦虑。

　　作为同代间的比较，“新生代”与冯唐、路内、曹寇等为代表的地方“中间代”作家同属上世纪70年代生人，但不同的是，“中间代”作家群体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的审美取向，相较之下，“新生代”的小说创作取材都较为集中，表现手法也相对单一。

　　“新生代”小说形态上的特点主要受两个方面原因影响。首先，“新生代”军旅作家全部是受军营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与地方作家相比，他们的写作视域相对狭窄，导致他们价值观相对趋同和单一，缺乏“中间代”那种与社会多面接触的认知经验，在题材选择上也易于重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新生代”小说的题材选择总是集中表现普通军人的生活状态和平凡人的情感经历。

　　其次，由文学视域的限制造成“新生代”对小说写作探索力度的不足。从叙事结构上看，“新生代”作家的小说创作有所创新，尤其是灵活运用叙事视角给予文本一定的新意。不过，一些作家仍然惯于采用“历时性”的方法结构和叙述故事，或是把某一种较为熟练的结构方式一用再用。无论是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余华、马原、残雪等创作的一批带有“实验”性质的小说相比，还是和地方同代“70后”写下的对形式充满热情探索的文本相较量，“新生代”的作品中都缺乏明显的先锋痕迹，在叙事手段上创新有余而无实质上的突破。尽管这一作家队伍具备敏锐的生活观察力、精准的艺术感受力和较好的文字表现力，但欠缺对文学本体深入把握的自觉意识，尚未达到形成个人“风格化”的成熟境界，也由此造成了小说取材的局限和叙事手段的单一。

　　综上所述，作为坚守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支生力军，“新生代”军旅作家的小说创作受新世纪时代语境、和平年代军营文化和自身成长经历的影响，表现出新的特质，呈现出新的社会形态所赋予作家的伦理观和文化立场。但不可否认，在对军旅题材的书写以及叙事手段的应用上，“新生代”还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偏差，这既需要作家自身加强对文学本体的自觉意识，坚守军旅文学的核心品质，同时这一群体也需要相关部门出台有效的措施，以及批评家的引导和推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