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树
作者：徐贵祥
2012年11月28日 来源：文艺报
进入大门往里走，近处，一汪湖水在秋日下微微起伏；远处，河岸和阳光的交界处，几团如烟的树荫掩映着零星的低矮房屋，若隐若现。沿湖边一条长长的土质缓坡上行，在接近东翼楼的岔路口，向西，路过西翼楼，再向北，进入白桦林。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已经脱离了照相的同伴，一个人进入密林深处，三转两转就没了方向感，只是按着路标的箭头，在弯弯曲曲的路上，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已是下午，阳光从杂乱无章的树梢上筛落下来，投下一地斑驳。路上的行人越来越少，很快就见不到人影了。我感觉我已经进入一个无人之境，远离了人间烟火，除了阳光、树林，在这一小块土地上，在这一小段时间里，只有我和树上东张西望的小鸟。我希望在这与世隔绝的瞬间，听到他的声音，我甚至希望看到他穿着白色长衫的身影、飘着白色胡须的脸庞。
这是什么？土路一侧，仍然是杂乱无章的林间空地，出现了一条整齐的青草，大约有三四米长吧，高不过30厘米。难道，他就在这里？
按照路标的指示，前方已经没有路了。我停住脚步，四下打量，没有墓碑，没有墓室，也没有烟熏火燎的痕迹。只有几束野花，那是刚刚和我擦肩而过的游人从附近采来的。
我只能相信，就是这里了。
我走近那一排像哨兵一样列队的青草，弯下腰，我把我的手掌按在青草附近的泥土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想感受一下历史中某个时刻的温度？应该是吧。
同行们陆续赶到，凝视着阳光下微微摇曳的青草，按照中国军队的礼节，行注目礼；再按照中国民间的习俗，鞠躬。青草下面，是19世纪俄罗斯最杰出的作家、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
东翼楼是托尔斯泰最后的住所。几个小时前，我们在这里聆听这位伟人的历史。我们看到了追求“平民化”的托尔斯泰当年种地用的农具、修理器械的工具，还有一些简朴的生活用品。三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存放着他当年用过的书桌、椅子，还有一件破旧的长衫。东翼楼的门前，有一棵小树，单薄瘦弱。据说，当年托尔斯泰在这里从事农奴制度改革的时候，周围的穷人经常到托尔斯泰庄园来寻求帮助。他们不愿意在托尔斯泰工作的时候打扰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待，待托尔斯泰出来散步时，才上前向他倾诉，获取帮助。后来，这棵树就成了一个中心，托尔斯泰常常在树下同农奴们交谈，帮助他们寻求自由之路。所以，这棵树被人命名为“穷人树”——当然，此树已非彼树，这棵树是那棵树的后代，不变的只是位置，它的名字仍然是“穷人树”。
我不明白的是，这棵树为什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难道是为了保持它当年的模样，怕的是那些穷人——还有我们这些精神匮乏者不认识它了？
据说，晚年的托尔斯泰为了摆脱荣誉和财富，曾经称自己为T。尼古拉耶夫——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而此时，我突发奇想，也许，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穷人树”，至少同这三个字有关。
在东、西翼楼之间的一片空地上，还有许多树，其中的一棵脱颖而出，高耸入云。据说，托尔斯泰晚年曾经对来访者说，我就出生在那里，在三层楼的一个房间，在妈妈的怀抱里。
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即托尔斯泰庄园)是祖上留下的财产，1853年，从军队退役的托尔斯泰参与农奴改制活动，把主楼卖了，办了一份杂志。除此之外，还将西翼楼改成学校，托尔斯泰亲自担任老师。
在东翼楼里，我们幸运地听到了托尔斯泰讲课。那是从一个半世纪以前留下的一台留声机里复制下来的。声音洪亮浑厚，语速较快。翻译告诉我们，这是托尔斯泰在晚年勉励孩子的话：快乐生活，学习知识，做有用的人。
1910年10月28日清晨，树木之间还挂着漆黑的夜，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仍然沉浸在睡梦之中。托尔斯泰从东翼楼书房里蹑手蹑脚下楼，拎上简单的行装，和他的私人医生一起，消失在夜空之中，不知道这位伟大的平民是否真的像传说的那样，是因为家庭财产纠纷，不胜烦扰，负气出走。但可以肯定的是，托尔斯泰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心情应该是非常复杂的，尽管他的态度可能是坚决的，是义无反顾的。显然，他并没有打算告别人生，或许恰恰相反，他要追求新生。关于农奴制的问题，关于社会变革问题，关于教育问题，还有他为之倾注心血的文学，他都已经有了全新的见解，他要有新的行动、新的创作，他要发出新的声音。
一棵伟大的“穷人树”在悄悄地移动。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用他那精细的笔触和小说家惯用的套路，将托尔斯泰的这次出行描写得一波三折险象环生，逃离荣誉、逃离财产、逃离那种含混不清的生活——到任何地方去，去保加利亚、去高加索，到国外，到随便哪个地方，到荣誉和人们再也够不着他的地方，只要终于进入孤独，回到自己，回到上帝那里。在火车站他还潦草地给他妻子写了一封信，通过马车夫把它送回家：“我做了我这个年龄的老人通常做的，我离开了这种世俗的生活，为了在孤独和平静中度过我最后的有生之日。”在萨莫尔金修道院他还同他的妹妹、女修道院院长告别：两个苍老衰弱的人一起坐在宽厚的僧侣们中间，因安宁和潺潺的孤独而具有幸福的表情。
几天后女儿随后赶到，成了他逃亡的盟军。但世界不允许“它的”托尔斯泰属于自己，属于他本身的、省察的意志。这个被追捕的人几乎还没有在火车车厢里坐下，就已经被出卖和包围了，荣誉再一次，最后一次拦住了托尔斯泰通向完满的去路。呼啸而过的火车旁的电报机线充斥着消息的嘤嘤声，所有的站都被警察告知，所有的公职人员都被动员起来，家里已经订好特快车，记者们从莫斯科、从圣彼得堡、从尼什尼叶—诺高奥特，从四面八方追踪他这只逃跑了的野兽。列夫·托尔斯泰不应该也不可以单独同自己一起，人们不容许他属于自己和实现他的神圣化。
托尔斯泰的出逃已经够隆重的了，而对他的阻止则更是声势浩大，他已经被包围了。茨威格说，是上帝及时地派来了增援部队，死神将托尔斯泰从人间的包围中解脱出来，让他回到他想达到的理想境地：在逃亡途中他罹患感冒，在11月4日夜里，这棵苍老的穷人树又一次振作起来并呻吟道：“农民——农民究竟怎样死去？”
11月7日，比所有人都更明白地看过这个世界的眼睛熄灭了。他最后说的话是，人类所有的哲学只有一句话：爱与和平。
从东翼楼到墓地，直线距离应该有一公里以上，绕路似乎应该更长一些。庄园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托尔斯泰下葬那天，他生前的同盟者、受惠者、崇拜者、反对者、政府的工作者……从四面八方赶来。以东翼楼门口的“穷人树”为起点，托尔斯泰的遗体由几千人用双手托着，接力传递，送到了墓地。今天我们已无从看到那种朝圣般的场景，但我们的内心依然能够感受到在那一段时空里凝聚的情感。这个自发的仪式代表整个人类，表达了对于一个伟大的作家、思想家的尊敬和新的信仰。
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东翼楼，在莫斯科博物馆，在冬宫博物馆，我们都看见了那张照片：一个白须如瀑、身着白色长衫的矮个子老人，赤裸双脚，立在土地上，他的双手插在腹前的腰带里，长衫的口袋里沉甸甸地装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本，露出一角——应该是《圣经》，晚年的托尔斯泰主张让灵魂主宰肉体，使自己走向道德完善。
这张画像似乎是托尔斯泰留在人间最完整的形象，同时也传达着作为“平民化”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茨威格对托尔斯泰外貌的描绘，采用了层层递进的手法，从这个人身上看不出有任何精神的东西……混在人群里找都找不出来。对他来说，穿这件大衣，还是那件大衣，戴这顶帽子，还是那顶帽子，都没什么不合适。一个人长着这么一张在俄罗斯随处可见的脸。为了证明这张脸的平庸，茨威格还进一步举了两个例子。他说，假如托尔斯泰和一群农民坐在一起，如果不是他在侃侃而谈，你很难搞清楚在那堆农民中间，哪个是托尔斯泰。如果他和马车夫并排坐在马车上，你得仔细看清楚，其中是哪一个人手里攥着缰绳，你才能判断出来，另外一个人是托尔斯泰。茨威格这么说，当然不是为了贬低托尔斯泰，恰好相反，而是在于证明：托尔斯泰并没有自己独特的面相，他拥有一张俄国普通大众的脸，因为他与全体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因为脸的平庸，就凸现出眼睛。茨威格笔下的托尔斯泰，面部的其他部件如胡子、眉毛、头发，都不过是用以包装、保护他的眼睛——再小的事物，借助这双眼睛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像一只猎鹰从高空朝一只胆怯的耗子俯冲下来，这对眼睛不会放过微不足道的细节，同样也能全面揭示广袤无垠的宇宙。它们可以照耀在精神世界的最高处，同样也可以成功地把探照灯光射进最阴暗的灵魂深处。
据说，对这双眼睛，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等上百个人都作过无可置疑的描述，而尤以高尔基的那句话最为经典：“托尔斯泰这对眼睛里有一百只眼珠。”因为拥有这双眼睛，所以托尔斯泰能够拥有常人不能拥有的东西——具有这种犀利眼光，能够看清真相的人，可以任意支配整个世界及其知识财富。作为一个始终具有善于观察并能看透事物本质的眼光的人，他肯定缺少一样东西，那就是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
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的南门口，建起了几座简陋的木屋，供游客歇脚。我站在不足百米的“小街”一侧，打量庄园内外，突然想，如果——我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推论——如果将托尔斯泰故居修缮一新，在此地建造一两座三至五星级酒店，建造几个旅游商店，再修建一些如银行等配套设施，这里很快就能成为一个旅游重镇，从而带动当地的经济。他们居然就让它荒废着，依然是一个古老破旧的村庄。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我们的老朋友奥列格，奥列格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倒是我们临时请来的翻译，沉思一会儿对我们说，俄罗斯人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理念是尽可能地保持名胜古迹的生态。如果不是政府严格控制，世界范围内、尤其是中国人，早就在这里投资了。哦，我说。我只说了一个字，就不再说话了。因为，我所想到的，正是托尔斯泰极力逃离的。我为我一刹那的念头感到羞愧。
傍晚，我们离开了托尔斯泰庄园。夕阳西下，岗峦起伏，广袤的原野里一簇簇紫的、黄的、暗红的色彩像跳动的火焰，与天穹下的晚霞交相辉映。伏尔加河碧波荡漾，在我们的视野里蜿蜒延伸，直到汇入落日余晖，水天一色。我们的心中涌动着那首淳朴的歌谣，那杂树丛生的墓地，和那像哨兵一样列队的青草，在眼前挥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