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小说的诗意与悖谬

2012年12月03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刘 汀

　　王小妮的小说《方圆四十里》曾在2003年出版，但正赶上非典肆虐。2012年，此书得以再版，短短时间内，网上的各种评论已经比前一版多出不少；在此4个月前，另一本知青小说《鱼挂到臭，猫叫到瘦》早已上市，并且获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这两本小说，都可纳入“后知青小说”序列里。

　　笼统地看，新时期以来的知青小说经历了大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回乡青年们的写作，主要以追忆青春和对乡土的诗意化处理为主；到了90年代，知青小说主题和视角都开始多元化。一般认为，90年代后的后知青小说在主题、视角、写作方法上均与七八十年代的知青小说有所不同。例如，后知青小说一改之前单一的知识青年视角，而呈现了农民的视角来审视那段历史。以此来看，《方圆四十里》和《鱼挂到臭，猫叫到瘦》在后知青小说领域中也有一定的创新和突破，王小妮不试图寻根，也不探索伤痕，甚至不反思人性，而只是记叙和描述。作者在之前知青小说巨大的“影响的焦虑”中，试图刷新一种书写范式，既创造了自己的“诗意”，但却不可避免地落在知青题材本身的悖谬里。

　　重构现场的可能与危险

　　知青小说写作存在着一个永恒的叙事动力：再现历史，几乎每一个知青小说作者都试图通过小说来重返那段历史，但在重返的过程中，自身经验至于何种地位却是个关键问题。在大部分知青小说里，个体经验都充当着叙事核心的作用，但王小妮的《方圆四十里》则在写作之初就努力摒弃个人因素，取消统一的叙事线索，而只是描述性地展现方圆40里区间内的知青和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鱼挂到臭，猫叫到瘦》虽然仍以作者的经历为线索，却表现了知青与农民的一种崭新关系，甚至，农民俨然成了小说描写的主体。本书的封底引用了两个老知青的评价，都以“原生态”和“如实地写出当时的农村、当地的农民”为核心之意。或者不妨说，王小妮和更的的(《鱼》一书作者署名)的写作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一种努力：重构现场。

　　王小妮后知青小说对现场的重构有一个共同点，即规避宏大叙事和整体性，以琐碎的日常生活构筑知青和农民两个群体。王小妮突破了此前知青小说的国家腔调、文化立场和个人伤痛，而是努力把知青小说还原到日常生活的维度，她成功地构造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乡村空间，用素描般内含诗意的文字写下了一年四季中农民和知青的琐碎生活。这就使得这部小说既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全景效果，又深植于细致、偶然的生活事件里。

　　《方圆四十里》不再执迷于讲述故事，而是展示一个个并无内在关联的事件。作者在新版的后记中写道：“写它的时候，我心里很明确，把力气用在细微的、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借助它来还原、贴近那个年代的真实。”相似地，《鱼挂到臭，猫叫到瘦》的叙述也集中在知青和村民的吃喝拉撒睡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上，它还原了一个南方水乡的日常图景，一如书封底知青的评述：“那个叫竹窝里的江南水乡的日常生活场景里的鸡飞狗跳、家长里短、烟波水光山色、粪桶鸡窝鹅圈、雾气酒气汗气……完全是有色有味、可触可感的……”

　　但文学毕竟不是历史叙述，也不是镜头记录，看似冷静的重构中依然渗透着作者的个体记忆和文学想象。或者说，这种以还原为目标的现场重构，实现了作者记忆与想象的结合。但从整个知青文学的序列中来看，还原的结果也带来了可疑之处。我们且不去讨论还原的可能性大小，仅从文学上来说，还原通常也意味着某种危险：因对所谓日常真实的偏执，从而伤害到了另一种真实。这种描写基本上逡巡在人物的外部，精准地写出了他们做了什么、和别人是什么关系，这样不免会导致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疏离，使得主人公们的形象和性格都虚化了。他们毫无意外地在文本中经历了整体性的无聊、焦虑和痛苦，但个体感知却因此而被淹没，这一点在《方圆四十里》中尤其突出。

　　重构无法实现一个真正还原和自足的“方圆四十里”，这个作者精心构造的文学世界留有不可填补的裂缝，那就是无法结束书中主人公的知青生活，不能给他们以现实的出路。《鱼挂到臭，猫叫到瘦》里的主人公阿毛面对一封信想到的是：“明天是最后一天莳秧，还有几天就立秋了。”而连主人公都没有的《方圆四十里》结尾是知青之一李火焰在石头上写歌词。两部小说都没有写到知青生活的真正结束，这两个结尾，似乎预示着小说里的人物要永远这么生活下去——而这在现实中当然是不可能的。

　　去诗意化带来的日常诗意

　　作为一个诗人，王小妮在出版了这部小说之后被问到小说中的诗意问题，她说：“我自己也很喜欢《方圆四十里》，因为它好玩，又在努力接近那个生活本身。诗意不诗意，我倒没过于在意。小说在近些年简直看不得了，可能因为强调故事，使很多人只满足于会讲故事。把一件事讲明白，这不是文学的标准。” 王小妮的本意是用这种方式来一反此前知青小说中的乡愁、青春回忆、理想祭奠式的情感模式，努力把描写从她个人的下乡中抽离出来，消解掉个体的人的样貌、语言、服饰、环境上的差异，“留下来的是一团强烈又怪异的气息”。她虽然不在意“诗意不诗意”，可“诗意”仍然是《方圆四十里》很重要的文学元素。

　　事实上，在知青文学中，诗意已经内置于作者们的回忆之中了，无论这种诗意是对青春苦难的怀恋，还是对乡村文明的感叹，抑或是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变幻而带来的张力。

　　王小妮的立意是去诗意化，以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叙述故事。正如她在后记中所写：“应当有人以新鲜的手法，客观的角度，超越某一个人某一事件，更冷静地讲述它。”从文本上看，她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但我们也因此产生疑问：这种客观、超越和冷静，究竟是处于何种程度？属于何人？是作者自身的，还是贯穿于人物身上的？我在阅读中的感受是，不但作者在努力保持一种冷静的客观立场，就是书中的主人公，也极少表露出实实在在的个人感受，反而是书中的动物、植物不时跳出来发表议论和感想。这种无叙事核心、无故事线索的“磁场式结构”，与王小妮的诗歌写作有着同构关系，因此，小说文本自身形成了一个诗意区域。

　　作者在后记中说，“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极有限，凡是‘想’，我都希望它非常短促，简单到极点。”她试图抛弃作者对人物情感和思想的猜测式描述，但又不是那种传统的自然主义描写，而事实上，这种对故事的刻意反拨，本质上正是对诗意的追寻。何况，她又秉持“万物有灵论”的看法，特别加进了一些动物、植物的所思所想，这种拟人化的手法直接消解了作品的客观色彩，使文本在整体上具有了诗的意味。而更的的小说文字的诗意性，则贯穿在他对景物和竹窝里村人的描写中，同时，孤独的忧伤和两个群体间相依为命的情感，也一样充满了诗的色彩。在这种诗意的笼罩下，竹窝里知青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几乎达到了自然和谐的境界。在这一点上，王小妮的小说与之前的许多知青小说是一脉相承的。

　　两本书所透出的诗意，不再是宏大的和史诗性的，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式的，而是日常的。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诗意只存在于以“诗意”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眼中，而这类事物在农民眼里只不过是它们本身，毫无诗意可言。两本书所内含的诗意性尽管不同，但无疑都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着前面所述两位作者重构现场的客观努力。

　　记忆的悖谬，错位的尴尬

　　知青文学写作者通常会陷入一个偏执的误区：认为自己所记忆的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并以反对之前的文本为立足点来写作新的文本。任何一种“你们写的都是错的，或是不全面、不准确的，我所写的才是正确的”的写作观念，都必然要走进这个误区，而这种论调在知青小说里比比皆是。这个误区导致的结果就是最后的作品会像比萨斜塔那样，尽管内部完整稳定，但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就能发现它们不同程度的倾斜。因此，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于那段历史，对于成千上万命运迥异的知识青年，对于后代人，存在一种整体上的记忆吗？或者说，存在一种只书写整体上的记忆，而且确实能记录了绝大部分人的个体记忆的知青小说吗？

　　这个问题的起源和回答都源于知青文学与其他主题文学的绝然不同。这个不同既是它的根本特点，也是它的根本局限，那就是，到现在为止，知青文学的创作者基本上只有知青，几乎不存在知青群体之外的写作者。因此，知青文学从根本上是一种带着自叙传性质的回忆录文学，个体经验的差异性决定着文学表述的差异性，写作者并不像一般文学作者那样秉持一种外在的立场，而是参与其中。知青文学成为作者评价、认识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和个人遭遇的一个环节，是他们重塑人生道路的水泥沥青。

　　所有知青都以为自己有发言权，因而所有人都在潜意识中以为自己的描写才是真正的知青生活，这个执著本身在造就许多风格迥异的知青小说同时，也让作者们固步自封了。但是同时，“上山下乡”又无疑是一种集体性记忆，不但知识青年有此记忆，他们的朋友、家人也有，甚至是与之毫无直接关系的人，也通过各种渠道灌输了有关知青的记忆，这不但决定了它的主要写作方向是对“过去的真实的追述”，甚至它的主要阅读期待也是如此。因此，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总要在文本和现实中出现错位的尴尬。

　　无论我们采用多么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那段历史，它也毕竟是一段人的历史。如果脱离人的(特别是具体的人)情感、思想，上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也就无非如同非洲大陆角马的迁徙、候鸟南飞一样了。王小妮在访谈《首先是自由，然后是诗》中说：“集体记忆中的时间对于某个个人的影响在当时会有限，渐渐，历史走向会清晰，影响逐渐变得厚重，而个人的时间总会把人困在即时的纷扰困扰中，对人的影响常常至深，可能在短时间里被个人感觉放大和夸张。1966年，在我的上一代人那里可能是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惨痛重合，所以，它特别地重要。”

　　事实当然是，并不存在一种单一的知青生活，所谓对知青生活的真实追述和描写，确实应景了拉康所谓的“滑动的能指”，并在滑动中产生了自己的悖谬：任意一部知青小说，当它被主要当做集体记忆时，它就要面对成千上万个个体记忆的质疑，但当它主要被当做个体记忆时，却又无力承担集体记忆的重担。

　　《方圆四十里》和《鱼挂到臭，猫叫到瘦》的意义就在于，尽管作者王小妮和更的的是知青，但他们都试图淡化自身经验对写作的影响，努力还原一个作者立于叙事之外的客观描述。这种努力，让这两部小说比之前的知青小说和后知青小说，呈现出许多新鲜的面貌。或者说，尽管它们不可能超越集体记忆和个体记忆的天然悖谬性存在，但它们却进一步逼近了这个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