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道德还乡之旅
作者：郭宝亮 赵振杰
2012年12月17日 来源：文艺报
刘建东的中篇小说《羞耻之乡》张弛有度，语言亦庄亦谐，在平实内敛的叙述中蕴藏着深沉、严肃的思考，荒诞的情节背后渗透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道德忧患意识。
小说首先为读者虚构了一个“无耻之邦”——大陈庄。那里人人以盗窃为生，且乐此不疲，偷盗成为村民们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作者采用反讽的手法，借助黄登明这个“大陈庄有史以来最失败的盗贼”之口，将故乡如何一步步沦为“盗贼之乡”的过程和盘托出。黄登明进出派出所如同逛超市；栓子辛苦偷盗一年，回家路上反而被偷；黄文贯兴教办学，专授偷盗技术；村民们相互切磋偷盗经验……这些令人瞠目结舌、荒诞不经的细节凝聚着作者沉痛的一声叹息：“大陈庄，我的家乡，被人叫做偷窃之乡的地方，还有多少希望之光能让我去期待呢？”
小说中的“羞耻之乡”显然具有着鲜明的象征意味，大陈庄荒凉的精神生态景观正对应着现代人当下的生存境遇。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有关道德、有关责任的传统观念已经岌岌可危，人们彻底失去了底线，为了追逐金钱、权力而不择手段。虚构的大陈庄因而具有逼真性和讽刺性。
然而，作者的意图不只为了呈现“羞耻感”背井离乡后，大陈庄的精神荒芜，更大的意义在于探寻“羞耻感”重返家园的可能性，为此，作者精心地策划了多组“离乡——还乡”之行。为了帮小姨子找回被盗的档案，黄登明被“我”重新请“出山”，他在寻找盗窃犯大刘下落时搜集的诸多信息，却无意中为警方捣毁盗窃团伙提供了线索，由此他也成了大陈庄的判徒，被迫四处漂泊。有乡难回的黄登明在自责和忏悔中成为第一个真正走在“回乡”路上的人。小说通过这种悖反式的叙述，揭示出“道德还乡”的艰难，与此同时，黄登明的离乡也被赋予了自我救赎意义。正如黄登明最后所说：“当我摆脱了以前的生活，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些什么……当我完全忘掉自己的家乡，忘掉自己的情感时，我才得到了一份心灵上的安宁。”
与黄登明的“道德还乡”相对应的是表姐“精神乌托邦”的坍塌。表姐作为全村惟一的道德坚守者，其实始终生活在美好的谎言之中：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在广东行窃，却始终瞒着她，谎称在外辛苦打工挣钱。因此，表姐的东莞之行便注定将“沦为一次悲伤和绝望之旅”。丈夫惨死、小儿子被抓的消息本已将表姐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却还要面对着执迷不悟的大儿子黄强重新编织的谎言。表姐艰难的生存困境形成一种镜像，折射出现代人“道德还乡”的举步维艰。
作者在小说中反复思考“我们应该如何是好？”“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前路在哪里？”读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中的“我”由一个线索人物向“救赎者/反省者”的转变。一如作者在“创作谈”中所说：“那些令人耻辱的人，他们并不是这篇小说的主角，他们只是一个个的影子，一闪而过。一直贯穿故事首尾的是一个救赎者，他在经历了耻辱的轮回之后，试图以微弱的力量去拯救已经泯灭的良心。贯穿始终的还有反省者，他在疑惑，在提问，在犹豫，在痛苦的边缘徘徊，他是一个容易被沦丧、被无边的底线所击中的人，他感到了羞愧。”当做警察的妻子同样利用欺骗的方式惩治邪恶，并假以正义之名对“我”进行教育时，“我”没有感到反感，相反，却感到了一丝恐惧。这种恐惧不是源自外界的变化，而是内心的反应。难道说，谎言披上正义的外衣就不再是谎言了吗？盗窃行为固然需要法律的规训，但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又岂能单纯依靠强制手段所改变？
“羞恶之心”的背井离乡根源于精神家园的荒芜和灵魂土壤的贫瘠。如果人们内心的污垢不清除，“道德还乡”就永远只是海市蜃楼。黄强面对父亲的惨死，依旧执迷不悟；单纯的儿时玩伴二丫已被社会改造得粗俗不堪；唯利是图的小齐可以为金钱撒谎也可以为金钱行善；黄登明的儿子黄耀民不吸取父亲的教训，却选择了自甘堕落。这些“不肯还乡”的灵魂隐喻着我们积重难返的社会现实与巨大精神的困境。“道德还乡”之旅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