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长篇小说：个人化叙事与中国化故事

2013年02月01日  来源：文艺报 

　　长篇小说的创作与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传统与类型、严肃与通俗的两极分化倾向，已是不争的事实。2012年，在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出版登记的长篇作品，就有5300部之多，除去其中旧作再版及部分港台与海外作者的，内地的原创作品也应在4000部左右。而这4000多部的总量，又可分为传统与类型两大部类，而其中更为人们所关注并被看作是体现了文学审美探求的，主要是4000多部中的那些偏于传统文学写作的作品。长篇小说领域的这种明显分野，与文学写作的群体分化、观念分化、阅读分化等密切相关。

　　以个人化的叙事讲述中国化的故事，一直为当代中国作家所孜孜以求，新世纪以来，社会文化生活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传媒化的多种因素推导下，越来越走向混合、交互。这种缭乱的场域与喧嚣的背景冲击着文学，也考验着作家，众多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都极力追求看取生活与表现感受的独特性，使不同角度的个性化、不同层面的中国化的艺术取向，成为一个时期以来的创作风尚。以这样的视觉来看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我们就有可能跳出“丰收”与“歉收”的简单判断，从看似平常与平实之中，发见那些蕴藏于其中的独特叙事与精彩故事。

　　城乡：新变与隐忧

　　在2012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要想找到传统意义上的乡土题材作品，已经不很容易了。这里的“传统意义”是指那种以乡土社会为舞台，以乡土人物为主角的相对纯粹的乡土题材作品。与乡土生活有关的长篇小说写作，更多地体现于对城乡交叉地带——城镇生活的描写，以及那些带有田野调查意味的纪实类作品。这种明显可见的变化，也许带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即旧有的乡土文学写作开始走向终结，而新型的乡土文学写作由此正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时代转型，由此拉开了它的新帷幕。

　　城乡交叉地带所以形成新的写作重心，与社会生活近年来的巨大变异密切相关。从新时期到新世纪以来，大部分乡村逐渐走向城镇化，而新的城镇又与乡村脱不开干系，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状态。乡土文明的整体性已不复存在，变动中的城乡现实又充满不确定性，这些都给作家们认识和把握新变中的乡土现实带来极大的难度。

　　但在2012年，一些作家还是在城乡交叉地带的文学写作上坚持探掘，并在立足现实的小说营构与直面现状的文学纪实上，拿出了让人惊喜的作品。前者如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李佩甫的《生命册》，后者如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

　　《我不是潘金莲》由李雪莲的家事如何由小变大、由少成多，并由私人事件成为公共事件、由婚变事件成为政治事件的描写，真实揭示了当下城乡社会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态和各个领域的潜在规则与利益。可以说，李雪莲20多年来一直告状又没有结果的遭际，既是她个人命运的一个悲剧，也是以鸡蛋碰石头的方式，对基层社会平民生态的一个测试。测试的结果是：基层职能部门看起来冠冕堂皇又井然有序，实际上却少有为民做主的积极作为，李雪莲“我不是潘金莲”的自我告白，其实是一声无奈又愤懑的呼喊，它引发人们的警醒与省思，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册》立足于中原文化的腹地，书写主人公“我”从乡村走向城市，却难以脱开乡土的血缘与牵连。从乡村到省城、从省城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上海，“我”辗转着一路走来，从大学老师转变为“北漂”枪手、股票操盘手、上市公司的负责人。但生“我”养“我”的无梁村，却始终与“我”有着粘皮带骨的种种勾连。在时代与土地的变迁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难以实现自己微薄的意愿，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这些人物的命运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城乡之间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更可以见出乡土文明的双面性。

　　孙慧芬的《生死十日谈》以纪实性写作实现了一次重要突破。作品以深入乡间现场调研的方式，勇敢地触及了当下农村中的自杀现象。在自己深入农村的十日访谈中，既有自杀者悬疑重重的追踪与剖解，又有与相关知情者的对话与互动。人们从中看到的，既有诱发事端的偶然性因素，更有酿成事件的必然氛围——变革的农村在急速前进的同时，带给人们无奈与失望、困顿与疲惫，以及在文化教育、家庭伦理、道德认同等方面的矛盾与问题。作品带给人们的主要信息或巨大震撼，来自于农村社会文化与教育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由此，孙慧芬由农民的自杀问题，沿坡讨源地追溯出危及农民生存的根由，并向当下社会发出深切叩问。

　　梁鸿的《梁庄在中国》写了一群远离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拼的漂泊史和心灵史。外出务工的梁庄人，分布于城市与城镇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对他们的追踪与素描，也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们个人的口述实录自然而然地叙说他们的打工、传销、相亲、做生意、打官司、恋爱等诸般人生与感受，一方面又以叙述者的视角追踪、采访、调查，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乡土情结、反思精神与终极关怀。可以说，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学功底与社会学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状态，描摹出一个村庄中村民的变迁和伤痛，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乡村到城市的艰难历程，也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当代知识分子介入当下社会，发挥能动作用的可能性。

　　都市：纵向与横面

　　在当代中国，都市一直处于新兴与扩张的过程之中，都市的数量不断增加，规模不断膨胀。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既有个人理想的不懈追求、各种欲望的肆意释发，又有顽强打拼中人生命运的无奈与无常。这使得同处于都市之中的人们处境与感受又各不相同。可以说，在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兴与衰，体现当代中国人的喜与忧上，都市生活与都市故事越来越具有其不可替代性与时代标志性。

　　在看取当下都市生活上，作家想法的差异显而易见，有的作家喜欢在新旧杂陈的文化状态下观察当下都市的悄然变异，有的作家则更愿意在中西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中感知都市生活的除旧布新。于是，2012年的都市题材小说，便呈现出纵向探悉与横向揭悉的两种写作取向。

　　在纵向书写都市文明方面，叶广芩的《状元媒》发挥了自家的独特优势，显现了扎实的文化底蕴与浓郁的京味特色。作品以皇室后裔父亲金瑞祓与平民母亲陈美珍的婚姻为主线，讲述了金家大宅门里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的故事。从当年的辛亥革命到现时的改革开放，作品跳跃性地描写了百年以来京城的风土人情、人物众生和百姓价值观念的变化。叶广芩对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深谙，对世事交变的经历与敏感，赋予了这部作品非比寻常的文化韵味。作品由皇室家族的独特角度出发，为京味文化、传统文化吟诵了一曲挽歌。

　　“70后”作家滕肖澜的长篇小说《双生花》则讲述了两位都市青年女性的特殊境遇，书写了当下都市中普通市民的家常生活与人情冷暖。作品的两位女主角——罗晓培和毛慧娟当年在医院出生时被抱错， 27年后方才得知，然而此时，一切都难以改变。作品在这种打乱正常状态的日常生活中，敏感地描述了家庭生活的情感律动，经由不经意中的身份变异，深切透视了人性的崇高与卑微、人情的冷酷与温暖。

　　被看作是“中生代”代表作家的路内，以充满悬疑情趣的《云中人》切入当下都市，揭示了别具一格的深刻主题。毕业于某大学计算机系的夏小凡，对3年前与自己有过一夜情的学姐被变态狂杀死一事耿耿于怀，又因3年来有人频频死于这一凶手，便把破案查凶当成了业余的主要营生。小说并不旨在描述破案本身，而是通过夏小凡的眼睛与心灵察知社会生活的病态、人性的病变，并由此揭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作者在看似破案的故事中，透露出来的是人性何以充满变数、人生何以遍布雷区的难解的诘问。

　　在横向描写都市生活方面，彭名燕的《倾斜至深处》与孙颙的《漂移者》在2012年的长篇小说中都颇为引人瞩目。《倾斜至深处》以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洋女婿杰克与岳母白芳竹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揭示出了跨国婚姻所带来的新型人际关系。而这两人的缠绕与纠结，给人们抛出了更为严峻的人性话题与人生难题，让人们陷入无尽的沉思与深刻的反省。在不同的文化与不同的个性之间，“宽容”确实需要，但“宽容”是否可能，“宽容”何以能够？是作品留给我们的一个大大的问号。

　　孙颙的《漂移者》以上海为舞台，以马克为主角，描写了一个在中国都市社会打拼的美国青年。马克在美国落难后来到中国讨生活，经历了冒险、成功、失败到东山再起的曲折过程，上演了一场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喜剧。除了事业坎坷之外，马克与苏月的爱情也最终走向失败，这失败印证了两人价值观和道德观上的不同。小说经由一个美国青年在中国的冒险经历，表现了中西交汇下的当代城市生活。中国舞台、外国角色，都市题材中出现这样的新故事与新人物，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信号。

　　史事：世故与细故

　　这里所说的史事，是与当下现实相对而言。近年来，有大量的作品书写过往史事，从年代上来看，远的也就百年以来，近的只有三五十年，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历史题材。但恰恰是在这个历史与现实的过渡地带，作家开掘出一个偌大的叙事空间，或以历史演进中的人情翻覆为要，或以岁月回望中的世情玩味见长，在丰沛异常的人间烟火之中，释发出细密而绵长的人情冷暖，读来或可歌可泣、可触可感。

　　冉正万的《银鱼来》、李建的《木垒河》、杜光辉的《大车帮》或可视为2012年史事写作方面的意外收获。所以意外，是这几位尚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以丰厚的积累、精心的营构，写出了撩人眼目的小说力作。

　　《银鱼来》以黔北山区为背景，再现了范、孙两个家族百年来的恩怨情仇。民国时期，局势动荡，因为杀害长征途中红军一事，范家与孙家矛盾激化；国共内战时期，两家又因信仰和归顺的分歧导致分道扬镳；五六十年代，上辈的积怨又延续到了两大家族的后人身上……百年来，范、孙两家仇怨不断，然而最终他们的后代却逐渐放弃恩怨，重归于好。这是因为，黔北山区一直保留着与人为善、敬重生命、敬畏自然的地域文化。作品的叙述跨越了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了社会巨大的变迁对每个人产生的影响，真实再现了社会动荡中人们的命运及黔北地区的生存方式与民俗风情。

　　《木垒河》以民国时代的新疆为背景，以汪秀英出嫁为引子，讲述了连环套式的精彩故事：魏宗寿入狱、汪雨量逼婚、汪子恒剿匪、烟土交易、水磨风波、魏啸铭被阉、魏啸才兄占弟媳等等，同时点出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3位统治者的新旧交替，沙俄白匪军的入境，西北马家军“尕司令”马步英进驻新疆、新疆和平解放等历史事件。小说在历史的反思、人性的解剖中，不仅让我们听到了木垒河畔人们的放声绝唱，也让我们从这低沉哀怨、荡气回肠的生命吟唱中，感受到我们的民族在历史中的沉沦、挣扎和崛起。

　　杜光辉的《大车帮》不只是描写了车户行当，而且还展示了一种久违的、大西北特有的人性美与人情美。西北高原的褐黄凝重、温厚沉实，山川的粗粝苍凉、民性的雄浑冲荡，在小说中扑面而来。在小说苍凉与壮美相融合的叙述中，苦难的美和不屈的生命意志在此得到了饱满的呈现，展示了一种混合着历史的和民间的、乡土的和草莽的、苍劲的和粗犷的人性光芒，给读者带来情感的激荡与心灵的震撼。

　　金宇澄的《繁花》以口语化的上海方言书写日常化的上海生活，作品的主要人物就有阿宝、沪生、小毛及其父母亲眷朋友邻舍等。他们出身的阶层各不相同，长大后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无论是少年时代的生活，还是成年后的生活，都与街区小巷、充满变幻和杂乱无章的市井文化相生相伴，息息相关。作者的叙事文笔行云流水、有滋有味，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上海市井生活在小说中栩栩如生。少男少女的成长或沉沦、时代的沧桑变化、都市的林林总总，都活灵活现地跃然纸上。这些曼妙的人生故事通过上海闲话娓娓道来，构成了独特的“繁花体”。

　　精神：困扰与寻觅

　　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常常使人难以适从，并引发精神状态的种种异动，造成现实与理想的错位，因此当下人们的精神现状与现象，越来越成为小说家关注的焦点之一。无论是由精神现象切入，还是由精神层面立足，均可经由一个更为内在的角度，或由现实的视角来窥探人们的精神走向，或由精神的层面来反观现实的问题。在2012年中，有一些作家对此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解读，如周大新的《安魂》、赵德发的《乾道坤道》等。

　　周大新的《安魂》写于痛失爱子之后。作品以父子对话的形式，前半部分忠实记录爱子患病不治之后自己悲痛、悔恨、绝望的心情，回忆了儿子从出生、上学到长大、工作，从生病、治病到最终离世的过程；后半部分则以丰富的想象和哲理的思维，借用走向天国的儿子之口，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乌托邦理想国，展现了作者对人生、对社会、对善恶、对生死的思考，字里行间都是对人类生存与精神状况的关切与希冀。作品通篇溢渗着对于社会乃至人类的大爱，远远超越了悼念爱子的个人化写作。

　　赵德发的《乾道坤道》书写当代道教生活，并以此切入当下社会的精神现状。作品首先是集中塑造了弘道者、损道者、殉道者、悟道者、修道者、道与非道之间的徘徊者等不同类型的道士，他们形象鲜明、性格迥异，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作品还以文学的方式对道教思想、道家文化的精华进行了精到而形象的阐释，对中国道教在当下的存在形态、发展机遇等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思考与想象，使这部以弘扬道家思想、道教文化的宗教文化小说，卓具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再续道统文化的人文色彩。

　　格非的《隐身衣》既现实又浪漫，作品以高级音响师崔师傅的独特爱好与经历为切口，触及当下社会的精神生活现状与问题。作为酷爱古典音乐又为人孤傲的崔师傅，古典音乐既给他带来了欢乐，又给他带来过忧伤。对于崔师傅而言，古典音乐或许只是一件外衣，用以掩饰他内心的空虚和虚荣——此所谓“隐身衣”也。小说揭示的真相在于“隐身人”并不存在，可以“隐身”的其实只是一件可悲的衣服。就此来看，小说通过“隐身衣”的隐喻，探讨这个社会的精神溃散现象，揭示其“形”与“神”分离，“名”与“实”分裂的本质。

　　红柯的《好人难做》以马奋棋等3位生活在县城的基层知识分子为线索，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文化生活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痴迷民间文学的马奋棋不顾经济的困窘，不分昼夜地收集整理民间故事集，成名之后却被名利腐蚀。置身高校的薛道成因满腔热情和出众的天分获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但集团化、市侩化的学术体制使他在难得糊涂与潜心学术之间左右游移。王岐生是马奋棋民间故事的秦腔改编者，自幼反叛的他，渐渐意识到自己曾与之决然断裂的父亲才是他的灵感和激情之源。由对马奋棋等人的遭际的悲情书写，作者透射出对高校学术政治、现实文化体制、当下文化生态的愤懑与失望。

　　青春：自诉与自省

　　成长是青春文学不变的主题，当代青春文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带有自叙传的某些色彩，而其中，校园的场景与学生的生活是青春文学主要的内容构成。但在2012年，青春文学这些既有的规范都被一一打破，已有的诸般程式都被全面跨越，青春文学的触角伸向了人生与社会的方方面面，青春文学的艺术表达也体现得丰富多彩，无论在描写对象还是在表现方式上，青春文学都大幅度地刷新了原有的基本面貌。

　　从写作者的角度看，以“80后”为主的青春文学作者，出道已经10年左右，年龄已届不惑阶段，他们的成长与成熟自然而然。但让人甚为欣喜的是，他们之中靠近传统文学写作的实力派，艺术上的进步尤其扎实而显著，这样一些有志有恒的青年作家，数量在增加，质量也在提升，他们以他们的长篇新作为小说领域添加了新的色彩与风采，他们更以他们的崛起为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实力。

　　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笛安，她的“龙城三部曲”，因为《南音》的面世，已成完璧。“龙城三部曲”的难度在于3个主人公西决、东霓与南音，既是亲戚关系中的同代人，又在3部作品里互为主角和配角。这种特殊的人物处理，使它兼有自诉与自省的双重意味。《南音》与《西决》《东霓》明显不同的是，由南音的视觉与感知，洞见了有关爱与恨、正与邪的种种尖锐矛盾与复杂纠葛，越来越沉重的生活，让置身其中的南音等难以辨识，也难以抉择。小人物与小家族、小细节与小故事、小纠葛与小波澜，均得以由小见大、见微知著。而笛安也由这个三部曲的写作，历经一场马拉松式的写作演练，在灵动的感觉与娴熟的文字之外，添加了深邃的目力与强劲的腕力，夯实了自己的底气，显示出自己的大气。

　　颜歌于2012年写出了《段逸兴的一家》，作品以由段逸兴一家人对于姓氏的过度注重与计较，触摸了家庭不同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和矛盾冲突，继之又透过家庭这个流动的窗口，瞭望了小城镇的日常生活。无论是被重新提起的往事，还是在现实中发生的新事，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相互计较，还是亲人之间的相互温暖，唯唯诺诺的小人物、婆婆妈妈的小日子，无不打上社会变异与时代变迁的烙印。颜歌经由这部作品开始转型，从前些年的实验性小说写作，转为了回到故事性的写实路数，展现出以细腻的笔法和于细微之处发现生活的诗意的潜能。但变中又有不变，比如小说的叙事者段逸兴，只在母亲陈安琴的口中被提说过，本人并未出场现身。这种隐身叙述者的运用，显然也是先锋写作的遗风。

　　孙睿的新作《路上父子》延续了他偏于写实的既有风格，以平实的生活细节描述了一对“路上父子”由依赖到疏远、由隔阂到和解的曲婉过程。父子之间需要相互发现，两代之间需要沟通，这样的一个过程，看起来是在相互打量中相互较劲，其实也是在相互较劲中相互成长。作品与其说是子辈针对父辈的独立宣言，不如说是父子两人的真诚对话，两个代际的彼此走近。由此作也可以看出，孙睿不仅现实主义的笔法更为精准了，而且看待生活、揣摩人生的情怀，也更具新一代人的人文内涵。

　　2012年让人眼睛一亮的“80后”作品，还有莫小邪的《何不醉在人间》、祖若蒙的《谁动了我青春》、晶达的《青刺》、吴瑜的《不渝》等。《何不醉在人间》以女主人公何不醉初入职场之后的种种遭际，揭示了当下社会文化生活的缭乱与杂沓，显示了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新的可能。祖若蒙的《也许是要飞翔》将校园场景和校外生活相融合，把艺术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深处，使作品具有更为广阔的生活容量。达斡尔族女作者晶达的处女作《青刺》描写中学生的青春成长，叙述文笔也任达不拘，作品读来令人忧心忡忡。吴瑜的《不渝》以单亲的紫箐既寻求性爱又寻求母爱的蹊跷过程，由父母与子女两代人相互牵连的遭际，写出了父母一代的行为对子女一代的深重影响，既触摸到了人生的深处，也触及到人性的痛处。

　　可以看出，回归故事叙述、立足中国经验，在此基础上各施所长，群峰竞秀，已是当代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中不约而同的普遍追求。因此，也可以说，在长篇小说这个重要的领域里，中国文学的声音越来越嘹亮，也越来越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