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 影

作者：汪晖

2013年02月19日 来源：《今天》杂志  

　　片鳞：1976

　　1976年1月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样，我挎着书包向护城河南侧的鲁迅中学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边如平日一样安宁。新北门桥坐落在护城河的西北边，东边是乾隆登岸的冶春御码头，西边拐弯就是瘦西湖。同学柏鹏匆匆走过来。他面色凝重，不像16岁的少年。临到跟前，他劈头就是一句：周总理逝世了。我的心突然下沉。我们一路往学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了悼念周总理的大幅标语。那些日子并没有停课，但标语在黑板上停留了约一周，上课的老师们谁也不愿将字迹擦掉。他们在那行大字前讲课的身影偶尔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我的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个学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处于敏感的时期，免得我们毕业后惹是生非，开春之后，我们这一届又延长了一个学期。我总计在中学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学的五年半，从1966至1976年，正好覆盖“文革”十年。1976年，与周总理遗言相关的各种手抄本及“反动谣言”四处飘散。语文老师夏耘曾花力气研究和整理扬州评话，在课堂上，他用一种评话式的幽默调侃当时的政治，但清查谣言时，他又以同样的方式告诉大家他从来没有说过在同一个讲台上说过的话。我们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追查谣言的事不了了之，学校干脆让同学们外出拉练，住到农场去劳动，省得在毕业前夕出事。拉练的路途从扬州到邵伯再到高邮，跑得我们满脚水泡，然后转回扬州。途中，班主任刘颖老师走在队伍后面，她那时也就是三十出头吧，还梳着辫子，悄悄地向柏鹏讲述她的看法，柏鹏又转告我。师生间共享某种犯忌的秘密，是一种奇特的政治经验。拉练之后，我们就到扬州农科所的农场劳动，“四五”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同屋的十余个男生一起剃了光头，在不允许游行的告诫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内而后围绕宿舍外侧，鱼贯而行。没有呼喊，但有歌唱，光着头歌唱。那可是在电影《红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们都在16岁上下，叛逆的年龄，对于政治并不真懂，但一种政治的氛围以特殊的方式冲击着敏感的神经。

　　到五、六月，学校提前放假，我们毕业了。那时上山下乡尚未结束，有些同学下乡去了。我未满17岁，未达法定的工作年龄，既不能下乡，也不能分配工作。7月间唐山地震，全国都受了惊吓。附近的溧阳晃了几下，倒了几间房，这一带据说也在遍布全国的四条地震带的其中一条上。那时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质学家李四光了。柏鹏先到扬州师范学院的地震观测室打工，天天盯着仪表，我偶尔去看他，很是羡慕。我和几个院子里一起长大的朋友每天拿着老虎钳，走家串户，帮人搭建防震棚。从1976年夏季到1977春天，我们在防震棚里住了近一年。防震棚的两侧先是用葵花杆编制，后来有了芦席，上面则先是塑料布，后来变成了油毡。冬天寒冷，夏天炎热，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里受了寒，第二年就去世了。

　　就在闹地震的时候，我开始了打工生涯。临时工不需要签任何合同，只要得到工厂的许诺，就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钱，没活时就走人。我的第一份临时工是在扬州制罐厂做绞肉工，按天拿工资，一天一元钱。每天早晨，我用铁皮车从冷库里将已经切开的猪肉按肥肉和瘦肉两种，推到车间，然后用戴了纱布手套的手将冻肉自铁皮车中装入脸盆，提至半空，倒入绞肉机。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去是肥瘦合并搅拌，加入调料等，最终装罐、加热。挖了几脸盆肉之后，必须将冰冻的双手浸在热水中恢复知觉。休息的时候，我们围在巨大的榨油机旁边，等待出油后，拿几块油渣放入嘴里，那可真香。工作中偶尔不慎，有人将手套或毛巾一并放入了绞肉机，又凑巧被检验科抽检出来，这一批罐头就报废了。报废的罐头廉价卖给我们。那时猪肉和油配给，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两罐额外的廉价罐头，父母总是很高兴。买罐头时，工厂要求将罐头瓶退还，我只能将肉和汤汁倒入饭盒，放在雪地里冷冻，凝固后再怀揣回家。

　　制罐厂在运河的东侧，距离我家较远。离那儿不远，是南宋末年为纪念南宋咸淳年间（1266-1274）来扬州传教的穆斯林圣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园和清真寺。普哈丁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16世裔孙，德祜元年（1275）7月20日由天津南下时病逝于运河舟中。该墓系遵其嘱而葬于扬州城东古运河畔高岗。寺院、墓域两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纳两个墓亭及明清时代的穆斯林坟墓。临河的正门门额刻石为“西域先贤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建”。清末重修墓园，回族将军左宝贵等就埋在园内。园内墓碑上刻有铭文：“宋德祜元年西域至圣一十六世后裔大先贤补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贤撒敢达，明成化元年西域大贤马哈谟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贤展马陆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贤法纳。”墓园坐东朝西，墓亭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门的石桥上却像扬州园林一样刻有狮、猴等动物，显见其入乡随俗。那时家中只有一辆自行车，每次我从运河西侧登车穿过解放桥，都可以在运河的波光中，看见普哈丁墓园中郁郁葱葱的树木的倒影。早晨8点上班，因赶工加班，每天晚上10点下班。我至今还记得雪夜归家的景象，沿护城河向前伸展的，是盐阜路，两侧的树冠上坠满雪花，在积雪上行走的车轮时时打滑，南方的雪落在年轻的脸上，旋即化开，沿着脸颊滴落。这是我第一份挣钱的工作。

　　几个月后，那批活赶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转入离家很近的扬州毛纺厂打工。纺织厂的工作是24小时三班倒，每周轮换一次。就在工厂大门内的院子里，经人引荐，我见到了厂办夏主任。他一边听我的自我介绍，一边上下打量我，之后就吩咐我去电工房跟着小张师傅做事。两周之后，厂里在挡车车间开大会，天气炎热，工人们要求将车间里用于喷洒水雾、沉降棉絮的巨型风扇打开。我去接线，将两个很粗的铜线插入接线板，却不料铜线内层的橡胶已经腐烂，只剩外侧的蛇皮层了，那是不绝缘的。我将线头插入接线板的瞬间，耳边响起了惊雷，天崩地裂，但幸运的是我遭电击时手被弹开了。当着全厂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鸡，愣愣地站在那个高台上，风扇轰鸣起来，将细细的水雾喷向六、七十米的空间。正在讲话的厂长怒不可遏地喝令关掉，但我像木头一般毫无反应。

　　大难不死的次日，我被调离了电工房，到了挡车车间，在一百位挡车女工中间，担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挡车工中，有不少是郊区农民工，她们文化不高，有些根本不识字，但心灵手巧；另有一些则是中学毕业后分配来的。挡车车间轰鸣不息，我大约在一周之后渐渐适应，夜班时竟会在沙包上睡着了。惊醒时，台子上纺完的线团已经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让我顿起绝望的感觉。那时常常夜间停电，只见车间内外手电的光柱四处乱跳。我在电工房时的师傅小张正在追求我们车间的小谢师傅，停电时，他总是叫上我，邀请小谢师傅到扬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24小时开的面店吃面。小谢师傅高中毕业，在鲁迅中学高我两班，戴副黄色的圆边眼睛，显得很文气，但性格却很直爽。有时天亮了电还没有来，她就拿出羽毛球拍，带着我在厂门外的马路上打羽毛球。小张师傅人好,热心，诚恳，典型的工人模样。在那些停电的夜晚，我常在他们旁边当灯泡，吃完了面，就回我的纱堆上睡觉去了。他们最后还是没成。小谢师傅（我们那时叫她老谢）嫁给了另一个姓张的同事，他高中毕业，会画画，我们厂的毛主席像也是他画的。

　　1977年秋季，我和柏鹏等几个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无线电元件一厂。临时工不算正式工作，没有劳动合同，我的档案表上填写的工作日期就从进入元件一厂开始，但我在前两家工厂打工的时间长于这份只延续了短短几个月的工作。元件一厂与纺织厂一样，也是一家大集体性质的工厂。那时的工厂分国营、大集体和小集体三种，劳保待遇各不相同，但工资的差别并不很大。徒工的工资起初是13元，到我离开的时候涨到了16元。有了工资，但粮票却从学生口粮的32斤变成了成人口粮的28斤。元件一厂常常没有活干，就听师傅们聊天。我们车间的工人多是长江越剧团解散后并入工厂的女演员，车间主任姓马，就是原来越剧团的团长，唱老生的。她声音低沉又洪亮，性格很爽朗，而师傅们多半很俊俏，坐在那里家长里短，自己的丈夫或别人的丈夫，当然还有孩子，是说不完的话题。有位漂亮的女工，常在丈夫休息时同时休假，其他女工满脸鄙夷，却又明显带着羡慕和忌妒。她们相互找碴，也相互帮助，但对新来的年轻人一律很好。每天就上那几个螺钉，实在沉闷，我有时借故走开，将大礼堂的门关起来，与其他年轻人打乒乓球。在她们中间，我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时时溜号的龙套。马主任来车间查看，就像剧团的团长在上台前的最后一次检查，又像舞台上的老生，凝视着坐在桌前的青衣与花旦们。女工们见我不在，总是打掩护地说，刚才还在这儿，或许是上厕所去了吧。有一回，我们正在礼堂里厮杀，关闭的大门忽然响起来了，一个工人闯了进来，说马团长要你们立刻回去。我们回到各自的车间，心惴惴地跳，但她见到我们时，只是会心地笑笑。工厂不只是生产机构，也是一个单位。所谓单位大致介于街道与生产机构之间——说它像街道，是因为工厂是一个社区，人与人的交往很频密，除了读报学习，家长里短，平时常在一起聊天，人和人之间像住在一个街道上的邻居；说它是工厂，是因为它不同于纯粹的街道，承担着生产的任务，发放工资，也提供一些劳保费用。进厂不久，国家就宣布要恢复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个月厂里来了活，是一批军用电话，我就在那里装配螺钉。虽然简陋，却是流水作业，偷懒不得，找不到时间复习。上大学是一个潮流，但我并没有很多的渴望，觉得当工人也很好。十年间毕业的学生全部挤在同一年考试，而恢复的学校又不那么多，父母对我能否考取心中没有数，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复试两次，初考通过后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复试公布后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就在表上将理科改成了文科。那天晚上，父母为此与我争执起来，可表格已经送走，覆水难收了。他们自己从事的是文科工作，却对文科如此敌视，给我留下极深印象。

　　1978年3月1日，我和其他的77级大学生一样，终于入学了。

　　我的学校我的家

　　扬州师院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在这里居住玩耍。每次回家乡探望父母，与朋友相聚，除了偶尔的例外，我都住在瘦西湖边、师院东门内的专家楼。那个地方距离我出生后的第一个居所，大约一、两分钟的路程，距离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家不足十分钟的路程。在这方小小的空间里，居住着我从小就熟悉的前辈和父母的同事、朋友，但从1978年起，他们——连同我的母亲——突然间也成了我的老师。

　　在自己从小长大的环境中上大学，尴尬是难免的。若是某门考试成绩不好，母亲很快就知道了。但最尴尬的并不是这些，而是母亲成了老师。每次她进入教室开始讲课，我都紧张得很，生怕她说错了什么。每逢她的课程，我都坐在最后，不能分清是在听讲，还是在看她讲课；每次课程结束，我都像是松了一口气。我至今还不能分辨为什么她讲课的时候，我会那么紧张——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我希望母亲是完美的。这是奇怪的母子间的感应，但我的母亲未必知道我总是为她紧张。

　　我的家坐落在临近护城河的师院新北门宿舍，那是一个由竹篱笆围起的红瓦灰墙的平房构成的村落，四十户人家，中间是一个幼儿园。篱笆的南侧是麦田，麦田过去是一片丘陵状的松树林，过了松树林就是通往瘦西湖的护城河；北侧有条不宽的马路，马路的另一面是刘庄的田野，形似骆驼的土丘坐落在不远处，那下面有个鱼塘。天暖和的时候，几个儿时的朋友会跳入池塘，故意将水搅混，逼得那些鲢鱼窜出水面。我家的南门正对着谭佛雏老师（1919-1997）和孙龙父老师（1917-1979）两家的北门。谭老师是湖南津市人，早年毕业于国立湖南大学中文系，身材矮小，戴老式眼睛，他给我们讲课用的讲义后来集结成为《王国维诗学研究》，至今仍是王国维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老一代学者中旧学修养好的人很多，但地处边缘，西学修养好的就不多了，谭先生的专业为中国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是老一代中少数通外文并对西方理论有精深理解的人。他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课程，逐篇逐句详解，旁征博引，从中国的典故，到柏拉图、叔本华和尼采，我们就在知识的云雾中穿行。谭先生上课前总要喝杯酒提神，讲解时脸颊上泛着一层红光，王国维的简短的文字就在他带着湖南乡音的声调中渐渐地负载起深文大义，让我们对于何谓深入字里行间——古人所谓“读字缝”——的深度细读，有了亲切的体会。有一回，有位年轻的外地学者来扬州讲解《离骚》中的“五次飞行”，调动了神话学、人类学等等新知，其立论之大胆，让我们在兴奋之余将信将疑。谭先生是前辈，却总是前往听讲，有一天傍晚，我正好与谭先生同行，便请教他对前一次讲演的看法。谭先生一向以严谨著称，但他的评论却是：即便是闻一多、姜亮夫的楚辞研究，也有许多误释，这位年轻学者的演讲或许百分之八十的说法靠不住，但只要有百分之二十属真正的创见，就不得了了。

　　扬州师院的老一代学者中的大部分人，早期学术训练源自家学、私塾等，有清晰的地方渊源。他们重视地方传统和民间传统的传承和创新，便是自然的了。孙龙父先生祖籍泰州，早年即以金石书画名世，是吴熙载之后又一扬州书法大家。他真、草、隶、篆皆工，尤擅章草，与林散之、高二适、费新我合称“江苏四老”。他的梅花千姿百态，也是一绝。孙先生为人谦和，有求必应，学问上尤其重视扬州评话，曾与孙家讯、陈达祚等合作整理出版王少堂扬州评话《武松》和《宋江》等，是至今流传的扬州评话经典。住在校内北宿舍的蒋逸雪先生（1902-1985）研究清代扬州学派，追随他学习的李坦老师后来为江苏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和校勘刘师培全集，就是沿着这一学术脉络而来的吧。早在1944年，蒋先生就在《东方杂志》发表《老残游记考证》，这一兴趣一直延续至他的晚年。1980年，他出版了《刘鹗年谱》。事实上，这并不是他的第一部年谱著作，他早年的《张溥年谱》即获史学界承认，此后还编有《陆秀夫年谱》等。他是盐城建湖人，抗战时随江苏联合中学西迁四川，任国史馆编辑主任，与金石学家王献唐结为挚友，晚年还曾整理王献唐遗稿《炎黄世族考》。他曾任玉门油矿局秘书，撰写《敦煌考古纪程》。我在1983年来北京访学时，曾去镇江南郊五峰口去探望退休在家的蒋先生，请他为我写封信给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王士菁先生，以便在鲁迅博物馆查阅鲁迅藏书。他是王先生的私塾老师，还曾在王先生最困难时资助其上学。

　　用民间的、平民的传统抗拒正统的、贵族的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这些貌似保守的老辈人其实正是一个新传统的产物。在我往来最多的老一辈人中，除了我的硕士导师章石承先生（191-1990）外，就算后来以元曲研究出名的徐沁君先生（1911-2001）了。他较晚搬入新北门宿舍，先住在传达室，后来搬到一栋三层楼房的第一层。他在1959年被错划为所谓“历史反革命”，1970年代后期我母亲有一次查阅档案时发现那只是某个领导人的口头宣示，从无任何组织决定。这个发现为他的平反铺平了道路，他因此很信任我母亲。我有时从家的后门出来，就见他躺在一张竹椅上看书，在温暖的阳光和婆娑的树影之间，神态安详。我常跑过去坐在小竹椅上听他聊天。他是江苏靖江人，于1930年肄业于上海私立知行学院，先后在四川和江苏各地的中学任教，在1957年调入扬州师院的前身苏北师范专科学校之前，曾任教于靖江中学、扬州中学和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1980年，他出版了《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得到王季思、隋树森等行家的极高评价。这部著作始于“文革”初期，完成于他下放师范学院农场期间，草稿是写在各种稿纸、烟壳及报纸边角上的。他的校勘和考订，以及“以曲证曲”、旁采宋元俗语方言的原则，奠定了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地位。他承续吴梅先生的传统，兼采各种新的成果，系统整理南北曲曲律。他的弟子许建中先生将他的贡献归结为四个方面，即参考前代曲谱，大量归纳作品曲例；援引例证，考镜源流，重新校订定格，兼顾变格，说明异名、误题及词牌、诸宫调等情况；揭示首牌和次牌等组套方式、孤牌成套、构成集曲、是否与小令兼用等不同的曲牌特征；采用新式标点。这些方法不但上承古典学术传统，也是在王国维、任中敏、郑振铎及现代整理国故运动的脉络中形成的新方法。我后来才得知，徐先生早年曾经写过新诗，在无锡和上海念书时，曾亲炙钱穆、胡云翼、刘大杰先生的教诲，也听过张君劢、张东荪、梁实秋、罗隆基、潘光旦等人的讲授。我听他讲起更多的是王季思、钱南扬等同行专家的名字。我们入学后，他是古典文学的授课老师之一，我所写的第一篇古典文学作业是关于曹植的《白马篇》的文章，就是交给徐先生的。他很喜欢，找我去谈，后来就从文本到人事，从人事到历史，无所不谈了。

　　徐先生为人低调，但私下交谈时无论对人对事，均有明确的判断。他也偶尔谈及过去，但语焉不详。我问过母亲有关徐先生在1959年被当年的领导人说成是“历史反革命”的缘由，得到的回答是他在1947年曾担任陈启天的随行秘书，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陈还为他准备了去台湾的船票，但徐先生拒绝了。陈启天（1893-1984）是湖北黄陂人，1921年考入南京高师后加入“少年中国学会”，后来与余家菊、李璜等人一起倡导“国家主义教育”。1924年高师毕业后，他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主编《中华教育界》，并与曾琦一起创办《醒狮》周刊，参与组织国家教育协会，学会的宗旨是“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国家事业、国家工具、国家制度”，推动以收回教育权为号召的国家主义教育运动。陈启天曾任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常委、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等职，1969年夏天在台湾被选举为青年党主席。徐先生早年在上海知行学院学习，陈曾任该院院长，彼时又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1948年改任行政院工商部部长）。青年党是亲国民党的组织，因此，陈虽是中国民主同盟成员，但1945年在老政协召开前夕，已被民盟开除。徐先生很少谈论政治，完全集中心力于学术研究，但绝不是迂腐的老学究，其渊源有自，却是许多他的同事所不知的。

　　任中敏先生（1897-1991）原名讷，字中敏，号二北，别号半塘。他曾任四川大学教授，调入扬州师院已经是1980年了。据说他的调动是经过两位学生胡乔木、蒋南翔的运作才得以成功的。难怪1981年扬州师院上报他为硕士导师时，教育部竟批准他为首批博士导师。任先生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商人之家，1918年，也正是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期，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得到词曲大师吴梅先生的赏识。他是1919年5月4日因火烧曹汝霖宅而被捕的20名学生之一。1923年任教东吴大学时，他就寓居吴寓，得读各种词曲善本。除了知道他学问大之外，我隐约听说他曾担任胡汉民的秘书，但未得证实，能够确定的是他曾在抗战期间担任汉民中学的校长，该校创办于1937年抗战爆发的前夜，地处栖霞山麓，南京沦陷后迁往桂林。任先生用“艰苦抗日，灭此朝食”的口号，在学校食堂禁绝八年的早餐。

　　任先生性格直率、刚愎，思想锐利、不妥协，历久而弥坚，由两件小事可以看出。一件事情是大闹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地点就在教师阅览室楼下的会议室内。中国各种典籍浩繁，古籍整理是历代王朝的功业。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新式标点和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标点、分段、校勘、重印、笺注、今译等成为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以齐燕铭为组长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但这项工作在文革时期中止。1981年9月，在陈云的干预下，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翌年国务院恢复“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由李一氓任组长，各省市也随之成立相应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机构。中华书局理所当然地承担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务，为配合这项工作，各地又相继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岳麓书社等等。这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大事。大约就在那前后，江苏省古籍整理工作会议在扬州师院召开，却未邀请任先生列席，他闻讯后不请自来，痛斥负责人，遭顶撞后，朝天举着拐杖，像陀螺一般晃悠着冲出门去，那场景、那声音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

　　另一件事情与他的研究工作有关。任先生的学术工作以词曲和敦煌学为主，他的笔名二北即北宋词与北曲的意思。从四十年代起，他由宋上追，开辟唐代声乐文艺研究，逐渐奠定其词曲研究的宗师地位。1958年出版的《唐戏弄》探究唐戏发展过程，从辨体、剧录、伎艺、脚色、演员、设备、脚本、戏台、音乐、化妆、服饰、道具各方面证明唐代已大致具备戏曲表演的基本形态，提出“我国演故事之戏剧，固早始于汉，而盛于唐”。由此上溯，他又论证周有“戏礼”，汉至隋有“戏象”，唐有“戏弄”，宋以后有“戏曲”的观点，这一沟通唐戏与宋元戏曲并溯源至周代的论述，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基本论断构成了尖锐挑战。他此后出版的《古剧衡源》、《傀儡戏探源》及采录西周以来俳优艺人优语之《优语集》，均可视为对这一脉络的进一步探索。他来扬州不久，学校举办校庆学术演讲，谭佛雏先生作为中文系的代表人物设坛首论王国维《人间词话》，他的路数自然是旁征博引、条分缕析、追究深文大义，声调和姿态是毕恭毕敬的。任先生听闻后要求也在同一时间设坛讲论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力斥这部学术经典以西方戏剧为规律，割断源流，阉割中国戏曲的正统脉络。他声调严厉，慷慨激昂，甚至诉诸政治，批评当代学术奉清朝余孽为宗师，是十足的反动。这种尖锐的论断实际上正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价值观与“五四”时代以新精神、新方法“整理国故”的余脉，但在重申“五四”命题的八十年代反而并不受重视。有一次路过学报编辑部，正撞见他为学报发表的一篇为王国维辩护的文章而厉声斥责主编，骈四俪六，对仗工整，声调铿锵，抑扬顿挫，音色如炒豆般清脆,，愧为研究词曲和古典声乐艺术的大师。

　　1984年夏天，我北上京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唐弢先生所出的考题中有关于近代红学的评论题，受惠于谭先生讲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我得以对近代红学的脉络略知一二；而另一关于“诗余”说的题目，我的答案却是从任先生处而来。元代以后，文人称词为诗余，本有回归典雅、力避粗俗的取向，如《蜀中诗话》云：“唐人长短句，诗之馀也，始于李太白。”清人戴褐夫《<天籁集>序》将诗余视为曲之别称：“《天籁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诗馀也。诗馀莫盛於元，而仁甫之作，尤称隽妙。”因此，“诗余说”兼有词曲起源及对词曲进行规范的双重意蕴。直到1980年代，北京大学游国恩等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仍持此论。任先生重视“戏弄”、“声诗”、“大曲”、“杂言歌辞”（即民间和借鉴民间形式而产生的长短句歌辞）、“著辞”（酒宴中配合歌舞而与之一体的歌词）及“说唱”等等，有着“五四”以降重视民间口头传统及民俗学、民族学的印记；他深究声诗与燕乐、清乐、胡乐的关系，探明舞蹈、大曲、杂歌、杂吟在伎艺形态上对声诗的影响，无论在词曲起源论上，还是在对戏剧、诗词、散曲的趣味方面，均非一般文人雅士所能比拟。他的敦煌学著作在研究脉络上也与这一思路相互支撑。除了《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外，学界公认《敦煌歌辞总编》为其代表性作品。在这部书中，他按照杂曲、只曲、联章、大曲等体裁对敦煌歌辞一千五百余首进行分类整理，编定年表，不但综合而且也远远超越了罗振玉、王重民、饶宗颐、戴密微等人收录和整理的规模。这些工作使他坚信词曲的来源和趣味远非“诗余说”可以概括。他曾在《文学遗产》撰文严厉批判游国恩等先生在《中国文学史》中所持的正统观点。当年只是庆幸读过一点任先生的著述，而今才体会出他的思想和研究与近代革命及“五四”传统的紧密联系。这一传统之丰富和创新，远远不是那些抱残守缺、自鸣得意、不肯出正统门户半步的人们的一句“激进反传统”可以否定了事的。

　　扬州师院中文系的师资大体由两代人组成。老一代中有两类，一类是曾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师，如来自上海的语言学家王善益、来自北京的文史学者、顾颉刚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学日本又曾跟随龙榆生、卢冀野学习的章石承等。唐史专家、范文澜的助手卞孝宣也是从北京调入扬州师院的，他并非科班出身，曾做过银行职员。另一类是组建苏北师专时从扬州中学、泰州中学等著名中学调入的中学老师，如文史专家蒋逸雪、唐宋文学专家赵继武、外国文学专家江树峰、文学理论家谭佛雏、语言学家李人鉴、曲学专家徐沁君、历史学家祁龙威等等。这些学者或者有家学渊源，或者曾师从名师，但大多凭依早年训练，自学成材，也可见当年的中学教育之人才荟萃。由于这些学者的地方背景，他们大多能够立足于某一传统，使之发扬光大，在学术领域独树一帜。扬州师院并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苏省，南京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扬州师范学院的文科，都可以凭借这些学术群落，在各自领域与北京、上海的高校相拮抗。但1990年代以降，新一轮欧风美雨，学术潮流发生了巨变，加之高校合并，地方院校越并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却更加集中于北京、上海等地了。与经济领域的放权让利相伴随的，是经济活动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领域，我们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说扬州这样的地方，即便是在省会城市，除了极少数例外，地方院校已经很难形成多元并存、各树一帜的局面。

　　启蒙的氛围

　　1978年入学的时候，我刚满十八岁。我最希望的，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家、熟悉的环境，但高考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就在我出生、长大的地方，十八年的生活继续向前绵延。入学之后，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个人一间宿舍，不同年龄的同学居住在一处，黄天铨、陆文宝比我年长十多岁，入学前是中学老师，吴星飞是复员军人，张聪已经担任过公社书记。他们不但有工作经历，有些还有婚姻生活，即便年轻一点的，也对异性或另一种生活有着比我丰富得多的经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而言，是一种启蒙。

　　我渐渐地融入了这样的生活，有时竟然忘却了这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那时大家很用功，学校限制夜晚看书的时间，不少宿舍悄悄换上了瓦数稍高的灯泡。我们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学校派人到宿舍检查，不记得是谁先跟来检查的老师顶了几句，争执中，我也介入了。现在完全记不得是什么表现，但事后系里找我母亲谈话，说要给我处分——其实只是震慑而已，并未付诸实施。不过，集体生活让我忘记了自己与这个从小生活的环境的真实关系，却是一种新的身份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在熟悉的环境中，人也能为自己创造陌生感以获得自由，这是一个小小的例证。

　　师范学院实行伙食配给，每月生活补贴17元，其中14元交给学校算是伙食费。一日三餐，围着每个方桌共八个人，没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着吃饭。一个木桶盛饭，一个脸盆装菜，早餐则是木桶稀饭，脸盆里装馒头。我的餐桌上有四位女同学，而全班才十位。相较于邻桌的风起云涌、气吞山河，我们桌子风度较好，和风细雨，有时候饭已经吃光了，菜还有些许剩余。但这也产生了风度与效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决。我们开始分食，将菜分到个人碗里，既保持风度，也不顾此失彼。也许每个人都有分菜的义务，但我只记得给我们分菜的女生总是弯着眉毛，带着笑意，用长柄的勺将荤素搭配的菜均匀地放入每人的饭碗。1979年10月10日，也就是我20岁生日那天，我们在仪征农场劳动。农场的伙食很简单，我完全不能记得吃些什么，唯一记得的是用短波听邓丽君的歌。20岁算是成年后第一个重要的生日，我告诉了一位朋友。他建议去六圩镇上去买点什么。我们满怀期待地走到镇上，什么吃的也没有看见，最后总算是买了一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长，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是一个对比，即在泥泞的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纸包着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学后的第二年，临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锅炉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的同学听见了，以为是地震警报的声音。他跑动起来，惊动了更多的人，霎时间空洞的楼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动起来。二班的一位同学把楼道当跑道，启动，助跑，冲出西侧的窗子，一道优美的弧线划过，从二层楼落入了楼外的池塘，比同年级三级跳冠军飞得还要远。我们宿舍也被惊醒了，一位同学从二层的床上翻身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着如影随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层床铺上的小徐见上面有黑影掠过，一个鹞子翻身，鱼跃般穿入了夜空。他们在慌张中忘记了自己并没有长翅膀，扑闪了几下，就在黑暗中坠落了。等到同学们从惊恐中镇静下来回到楼内，发现我们宿舍少了两人，往窗外看，见两个形似弯弓的人形，像两只折翅的黑天鹅，相隔不远，一横一竖，各自卧于窗外的草丛中。

　　我那天没有住在学校。如果住在那里也会飞入夜空吗？我问过自己，但没有答案。等我见到两位勇闯夜空的黑天鹅时，他们已经躺在苏北人民医院的病房里了。一位脊柱裂缝，另一位肋骨断了四根。两位的父母陪伴在侧。那天我担任看护，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苏北人民医院的主治大夫——带着卫校的一群女孩子在那里做临床测试。他抚摸着小徐的身体，从上往下，一寸寸深入，问哪里疼痛。小徐嘴里哼哼着，但等到小舒的叔叔从他的腰部继续往下，要脱掉他的短裤时，他突然不再呻吟了，双手紧紧拉住短裤的两侧，护住大防，脸上显着倔强和无助。实习的护士们见状往后退去，但小舒的叔叔并不让步，他说翻过身来检查后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劝说下屈服了，结果是先翻了过去，然后又翻了过来......幸而，不久之后，他们都陆续康复，没有落下后患，却从此不再飞翔。

　　这个年纪的人不免要碰到爱情问题。那时的中文系与现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别是同学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现在学文科的多为女生，而那时同班女生大约只占五分之一。入学之前，对爱情的了解，我是从小说中读到的。外国的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复活》《红与黑》《牛虻》，中国的如《二月》或《伤逝》，还有苏联小说《岸》。入学后，古典文学课中念《诗经》中的相关片断，念杜牧、柳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厢记》《牡丹亭》《红楼梦》等戏剧、小说，印象很深，但我的爱情观主要是被外国小说塑造的。宿舍熄灯后的荤段子对我有启蒙作用，但主要涉及性的问题，而与爱情无关。这类段子，我后来在秦岭锻炼时听到了更多，终于相信巴赫金所说，民间文学的精神是“向下的”。大约从二、三年级开始，同学之间的青春热情开始萌发，先是演出诸如《于无声处》等话剧，后是组织乐队和合唱队，各种恋爱故事也渐渐流传，年龄稍大的竟敢手牵手地在校园中穿梭了。有一个同学一度爱上了爱情，表情神神秘秘，面色渐渐苍白，样子却越发地神采奕奕了。我们弄不清谁是他的爱情目标。同学们窃窃私议。他总是一人独行，目不旁顾，在窃窃私议的庸人中穿行，如入无人之境。那时，他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痛苦、一个念头、一种欢欣，而在别人的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 者。不记得是哪一年了，我与王小舒站在三楼教室前聊天，谈及刚读过的通信体爱情小说《公开的情书》。这部作品不是什么好小说，但那种将恋爱当宣言的哲学方式让我们很震撼。那样的小说与身边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够理解那些“哲学”而又懂得生活的逻辑的人。或者说，他懂得自我嘲讽而不放弃哲理式的思维。2010年，我去山东大学，与他及夫人再次见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情了，但还那么亲切。他批评我属于读小说有些中毒的类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1981年的氛围是所谓“启蒙”。那时知青小说、伤痕文学登上了舞台；徐迟的报告文学和稍后出现的“社会档案”文学也属于这个氛围。到现在还记得《哥德巴赫猜想》开头那段关于仙鹤的描述，后来从电视中看到陈景润的模样，很难将他与徐迟笔下那个鹤顶鲜红、浑身纯白的高蹈形象联系起来。《今天》派的朦胧诗是文体上的启蒙，但扬州并不处于文化中心，北岛、舒婷的诗歌最初是从就读于南京大学的柏鹏那里传抄来的。像许多大学的学生一样，我们班也办起了一个墙报，标题叫做《野花》，而我那时是更倾向于“野草”或者“丛莽”之类的，大概是受了鲁迅的影响。彭骥鸣的散文、殷伯达的小说，好像还有吴瑞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过，我贡献的，是纯属模仿的朦胧诗。现在只记得一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谁也没有弄懂那是什么意思。

　　墙报办了一段时期。后来出了批《苦恋》的事情，时间上应该是1981年的夏天。我们想不通，决定举办一个讨论会，公开讨论这件事情。我也是筹备者之一。但不知怎么搞的，校方知道了，觉得是件严重的事情。他们向身为班长的华学诚施压。我记得系主任刘传桂老师等将我们几个参与其事的同学找到系办公室，劝说我们不要举办会议了，我始终拒绝同意。但我并不是班干部，压力不在我的身上。最终会议被取消了。学诚知道我为此不高兴，对他不得不做的妥协有意见。那天晚上学诚来开导安慰我，这事就这么过去了。这是记忆中亲身经历的自由讨论的第一次挫折。

　　毕业的时候，学诚终于要离开了，或许就是受了此事的牵连。他很消沉。我那时完全理解他的处境了。跑去看他时，他送了一个本子给我，扉页上写的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终，但从东坡那里借来的两句题诗却记住了。学诚是一个不屈的奋斗者，他后来回到扬州师院，此后又辗转上海，成为一位出色的语言学家。现在我们竟居住在一座城市里，相距仅二十分钟的路程 吧。他永远是领导者，当年是班长，现在是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人文学院院长，连在北京的同学聚会也都是他招呼。对于母校的变化，他比我这个从小生长于斯的人还要清楚。

　　友谊的形成各种各样，例如与吴星飞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1991年，在他担任江苏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时候，我们合作出版了《学人》丛刊；那时他来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扬州，见面是经常的。吴小平是我的同桌，我们各自早起晚睡，背诵英文和古文，他有时候喜欢比试，利用他的超强记忆力想压倒我；每次看我说不出某个英语单词时，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后，他担任江苏凤凰出版集团的负责人，促成了我们与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语种的文化研究刊物《印迹》。我们也因此有机会时时碰面。1993年，我在瑞典与高建平、李明夫妇相见，又一道去俄国、丹麦和希腊旅行，再往后建平回到国内，成为我在文学所的同事。

　　殷伯达是才子。那时他常常将写出的小说手稿交给我看并提意见，我就在灯下一页页翻过去，用铅笔在旁边做注释和评论。他心高气傲，但在临毕业前，忽然发现尾骨部位有增生，开刀后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他的腿从此有些轻微颠簸。有一度时期，这个疾病到底会怎样发展并不清楚，重复做了手术，他情绪低沉。但也恰在此后，经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现在的夫人小张，一位贤慧的女性。没有她的精心照料，伯达的生活恐怕是两样的。他毕业后的那个时期，我们交往很多。病与婚姻，对于伯达的情绪和性格的改变，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为深刻。或许对所有人来说，这两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够改变并型塑人的生活的特别重要的力量。

　　1996年起，我在《读书》编辑部兼任主编，突然收到老同学周群的一个朋友的来信，说周群病逝了。我大惊失色。来信讲述了周群在南通电视台工作的一些情况。这位朋友说周群谈起过我，她很为周群的不幸和曾经遭受的委屈抱不平，希望我能够写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静静的夜中，我搜罗关于她的记忆，二十年前的形象渐渐浮现，那么美好。她扔铅球很远，但笑起来很文静。班上编组时，她曾跟我分在一组，记忆中，她总是安静地坐着，话不多。偶尔在校园里见到她，她总是挎着一个军用书包。不知道哪来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点军队的背景。毕业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文章发表在南通的报纸上。不久之后，收到周群父亲的来信，说很感谢，也很欣慰。这是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同学写悼文。

　　大学三年级以后，我的读书兴趣渐渐地偏向近现代思想和文学。那时与刘祥安聊得很多。他是兴化人，地道的农民出身，有一种脚踏实地的思考习惯。每次他从兴化来学校，总会带盐水瓶装的家酿烧酒一瓶，我们就着简单的熟食，时时喝得面红耳赤。临毕业前，祥安与杨汉彬相恋，此后一道去了启东。我有一次去那里看他，汉彬挺着大肚子给我们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边看黄色的浪涛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说：波浪缓缓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的......我们那时一起读李泽厚的思想史论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这部《时论文选》，我至今在教学中还用。

　　我从中文系毕业，后来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史领域，那时的阅读——当然，还有那时的思想的氛围——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衔接起这两个领域的，是对鲁迅研究的兴趣。扬州师院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也是一个较强的领域，除了章石承、郑彤等老一代的先生们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师如曾华鹏、李关元等在现代文学领域处于领先位置。“文革”期间，鲁迅作品是必读书，扬州师院中文系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曾、李两位老师承担的是《野草》注释。他们对《野草》及鲁迅小说的研究深入、细致、微妙。李关元老师的课长于文本分析，细致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间。他喜欢中外戏剧，会哼京剧、昆曲的唱段，在他的指导下，我除了系统阅读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现代戏剧文本之外，也对易卜生、契诃夫、奥尼尔等人的作品着迷。我从未从事过戏剧研究，却对戏剧及其表演保留浓郁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所读的剧本中，最喜欢的也是演员们很难处理好的一句台词，是《海鸥》中的这句话：“我是一只海鸥！......呵，不！不！我是一个女演员！”

　　谁是1977级?

　　在20世纪，时代这个词神圣而又普通。我入学时18岁，而年长的同学的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干部、教师、工人、农民、职员、知青，或者还有其他的身份，在这个时刻都变成了大学生。在此后的岁月里，像这样将年龄、经历、背景如此不同的人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没有出现过。因此，77级，还有78级，大学生这个词所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其他任何时代所不具备的。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那里的主人公们遭逢各种事件时，总会慨叹——“生活啊！”在念这个词的语调里，凝聚着只有在19世纪的俄罗斯才具有的意义，若用王朔的方式念，或用张艺谋、冯小刚的方式念，味道就变成“非诚勿扰”了。我们恰好就在这两种慨叹的方式之间各自展开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进的车轮，不同的要素辐辏般地关联在一个奇异的速度之中。我们颠簸向前，弄不清这个车轮是圆的，椭圆的，还是近于方型的，辐辏之间是否还有断裂的虚线，却少有旁顾的从容。走笔至此，忽然忆起1990年我在秦岭山中蹬着自行车，蛇形蹒跚前行。登至峰顶，四面豁然开朗，举目张望，夕阳浸染的云层下，唯见苍山如海，过去的行迹与未来连成了变幻的一片。有时候，你说不清哪儿是你的过去，哪儿是你的未来。老马克思说过：“成人不该在更高的阶段上重现他的真情吗？在每一个时代，它自己天然的纯真性格岂不是活跃在儿童底天性之中吗？为什么人类历史底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它的永恒的魔力呢？”

　　......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师章石承先生在扬州病逝，另一位老师唐弢先生一病不起，长卧于北京协和医院。三十一岁生日的那天，在秦岭之颠，我在笼罩着烟雨的山峦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涧之间，眺望遥远的北京，心里开始了对于故乡的漫长的思念。青春的岁月过去了。

　　毕业三十年了，过去岁月的痕迹还在体内作怪，就像是一种遗传的精神病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们回望自己塑造的过去。就像被搅起的沉在河底的落叶，再次翻卷于宽阔的水体，那些微澜并不只是水面清风的造物，落叶自身的微力或许也是造成变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谁能区别浪花和深流呢,它们相互转化，本属一体，倒是落叶的漂流标示着运动的方向。生活就如博尔赫斯的 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注：此文系为大学毕业30周年纪念而写，于2012年2月17日在新德里动笔，陆续写下，2月24日完稿于北京。10月间应北岛、李陀之邀重新修订成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