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中国诗史
——读《中国诗歌史略》
作者：马家骏
2013年02月22日 来源：文艺报
我在读鹏鸣的《中国诗歌史略》时，感到这部著作好像是攻读和从事了一生古典文学教学研究的老教授写的书。中国是诗歌大国，这部著作所论中国诗史以博大精深四个字来概括是不过分的。
首先，我感到它的博大。虽然从书名上说是“略”，而且从内容上看，讲到一些著名诗人，确实也颇不像专题研究那样翔实，的确是“略”；但是，作为通史，三大本，可以说是够博大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和中国戏剧的历史，都没有中国诗歌的历史长。中国的诗歌史是同中国的文明史同步的。写诗歌通史，不但要从头说起，而且得一代一代、一段一段顺序向下论述。《中国诗歌史略》写得全面，而且细致。如写南北朝，不但分开，而且写南朝，也是刘宋、萧齐、萧梁、陈代分别论述，此外，还有一节“南朝民歌”。又如写宋代诗歌，不但分南北宋，而且各自内部又分早、中、晚，更分论诗歌和词。
诗歌是人民的创造，其后才有文人的创作。诗歌从民间文学发展到经典文学，是其成熟的表现。有些民族在近代之前，只有民歌或无名氏的作品，成熟不如中国早。我国两千多年前就有著名的诗人创作了。诗歌史当然由一系列诗人创作构成，但民歌或无名氏的作品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中国诗歌史略》在评说一系列重要诗人的同时，非常重视民间创作，这显示了它的博大全面的特点。这一点与鹏鸣作为来自人民的诗歌创作者是密切相关的。
其次，从我这个对中国诗歌研究很少的人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精深的。这种精深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全书的结构很精密。历史长河，是由一代一代的环节相接续的。每一个时代是上个时代的继承，又是对下个时代的启迪。写诗歌史，同样也不能只是把每个时代的诗人们论述清楚就算完成任务了，重要的还在于把环节连成链条。诗歌史之所以是史而非诗人论集或各代诗歌的相加，它必须是环环相扣的精密的链条。《中国诗歌史略》在这一点上，显示得颇为突出。说到时代如建安文学，它概括道：“建安文学既延续了东汉中后期文学发展的方向，同时也在特定的条件下，使渐进的演变过程呈现为显着的转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说到诗人如陶渊明，指出他上承汉魏，其诗又不同于西晋的追求华美，自成一家；其自然简洁对唐代的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不无影响。这种把某一代诗歌、某个诗人、某种文体，看成是承先启后的过程之一环，并进行周密论述，是使《中国诗歌史略》整体结构得以精密的优秀章法。
二、《中国诗歌史略》对诗歌史的有些问题的评说是有个人见地的，对名家名作的分析是相当精细深刻的。除了评述该诗人的诗歌在思想、主题和诗歌史上的贡献外，更着重深刻分析其审美特色、艺术技巧与形式手法。诗歌虽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思想性与情感倾向固然很重要，但毕竟诗歌是艺术。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名家名作，其艺术性是非常高的。如果不深入精细地分析它们的艺术特色和形式技巧，那是不足的。《中国诗歌史略》的作者本人是诗人，所以在艺术分析上也颇细致入微。如它评析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审美理念上由六朝的典雅文饰转到以气为主的天才抒发；较强的捕捉形象的能力和天马行空式的想象和幻想；打破时空的形体变形和恣肆汪洋的意象跳跃；少写律诗而多用七言歌行夹杂言古诗(大量乐府诗占其全部创作的四分之一，是唐代写乐府诗最多的诗人)，以大起大落的飞跃表现睥睨忧患的达观胸怀；炉火纯青的诗歌语言；通俗而又精练、明朗而又含蓄、清新而又明丽的风格……能在有限的文字中，作如此的评述，而且还比较精深，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中国传统的诗歌语言是有韵律的。这种韵律，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古风不讲句中的平仄，但节奏、声韵是强烈的。如有连三平的句尾，是很受欢迎的事。至于近体诗和曲子词，则要求严格的格式、韵律。一般写新诗的年轻诗人，懂得它们的格式、知道平水韵和词林正韵的人不多。鹏鸣是否写过传统诗词，我不清楚，但在论古典诗词、谈其句式和平仄运用对诗歌声韵的作用时，还是很内行的。如谈到杜甫的《白帝城最高楼》时说它为了追求特殊效果把古体诗的句式和音调锤进律诗，形成“拗律”，论者为说明这点则具体分析说：“在这首诗中，第二句和第七句语法完整，不避虚词、代词，都是古体诗的散文化句式(通常律诗的句子比较紧缩)，尤其第七句是上五下二的节奏……从声律来说，这首诗每一句第五字的平仄都和律诗规定的平仄相反，而且对仗的三、四句和五、六句都是三仄声对三平声，起伏感很强，具有古风的特征。这样，作者打破了律诗固有的平衡、和谐，于拗折中求得独特的韵味，借以表达自己不平静的心情。”从诗歌独特的格式与声律去分析它的艺术性，是很有见地的。
四、《中国诗歌史略》对名家名作，并不一味的加以赞美，有时还是对之进行批评的，一分为二地既肯定优点，又指出缺点，这是科学的态度。如对待陆游：论者在充分肯定诗人的成就与创造性之后，又指出：“他写得太快太多，不免有粗糙的败笔，尤其是意境变化较少，词句自相蹈袭……至于用典过于堆垛，化用前人诗句而缺乏新味的情况，也有不少。”这些批评是否准确，自有公论，但这种有分析的辩证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从根本上说，它是一部好书，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