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子”杂谈
作者：夏珺
2013年04月20日 来源：人民日报
“段子”，本来是曲艺界的行话，指相声、快板、快书什么的，也称“活”。不知从何时起，“段子”成了人们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指笑话、顺口溜等好玩的话。朋友聚会、酒酣耳热时，或者茶余饭后，总爱讲点“段子”。
“文革”时期，人人自危，政治空气简直令人窒息。但即使那样，“段子”也如野草般悄然生长着。“文革”初期就曾流传过“侯宝林挨批斗”的“段子”。红卫兵批斗侯宝林，要给他戴高帽，侯先生说“我自己带着呢”，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小高帽。红卫兵说不行，太小，侯先生把高帽一抻，帽子变长了，“我这个带弹簧的。”红卫兵让侯先生跪下，侯说“下跪是四旧，我趴下得了！”弄得红卫兵们哭笑不得。这个“段子”显然是有心人虚构的，让人们紧张的神经在当时的高压气氛下暂且放松一下。
那时的文艺生活贫乏，除了八个样板戏，电影就是“三战”（《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外国电影更少，而且也只是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当时流传一套嗑：“朝鲜电影，又哭又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概括得相当精辟。
有一类“段子”其实就是民谣，是老百姓创作并口口相传的，往往是民生和民意的直接反映。如“文革”后期的“要吃米，找万里”，就属于这一类，反映了底层老百姓的诉求。后来的“四五运动”，群众自发悼念周总理、批判“四人帮”的歌谣，从天安门广场传遍了全国各地，将这种民谣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峰。
“段子”是生活的反映。有的通过不同的人抽不同的烟，反映了等级和收入差距，“省中华，市牡丹，一般干部两毛三（葡萄牌），小徒工，一毛四（握手牌），老太太专抽蝴蝶烟。”也有调侃人的，“老农进城，啥也不懂，手里拿麻袋，腰里扎麻绳，喝个汽水，不会退瓶，看场电影，不知啥名。”
孔夫子论诗歌的社会功能时，有“兴观群怨”之说。其实，“段子”就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兴观群怨”的功能极其明显。如清代的《笑林广记》，就是一部“段子”大全，当时的社会世态、风土人情尽收其中。如果往久远了追溯，《诗经》里的许多作品，如《硕鼠》、《伐檀》也可以算做“段子”，可以算是最古老的民间段子，只不过经过了文化人的加工整理罢了。
可见，“段子”古已有之，但于今为盛。随着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勃兴和手机的普及，“段子”简直成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佐料”了。每天早晨打开手机报，天天都有“段子”；朋友之间发的短信，“段子”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更有甚者，某电视节目的广告天天在那喊：“把日子过成‘段子’！”据说商业网站还有职业的“段子”写手，专门从事“段子”创作，然后通过手机、网络广为传播，想必也赚了大把的票子。
网络时代“段子”的产量、质量、题材内容之丰富都刷新了历史，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了，编一部《新笑林广记》肯定绰绰有余。我想，这首先归功于传播技术手段的进步，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可以是写手，同时又是传播者。其次，从某种角度讲，也是民主空气更浓厚、社会的宽容度更大的表现，人们的言论比以前更自由了，温饱之余，小康之际，更加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另一方面，“段子”多了，人们的笑点自然也抬高了，相声、小品等“笑的艺术”的创作难度也增加了。听说姜昆、冯巩等大腕儿因此颇为苦恼，表示愿出高价征求好的响“包袱”。
当然，对“段子”现象也要两面看。有的段子本身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也有不少内容不健康、甚至低级趣味的，不少有识之士就对当前的这种文化泛娱乐化倾向表示担忧。著名作家王蒙调侃说，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经典文学作品传世，唐有唐诗，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我们今天能留给后人什么？恐怕只有小品和“段子”了。
但愿王老的话只是调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