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知识分子的焦虑感至关重要
2013年05月17日 来源：环球时报
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如今“不开心”，这影响了社会舆论的基调。
如今知识分子的概念，同几十年前相比已经变得模糊，但它还是有大致的界定。知识分子的“不开心”，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层的焦虑。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不是一个概念，但前者大多是后一阶层的成员，却是事实。
知识分子面临的压力，与中产阶层的压力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属于目标实现的“不足”，一是物质生活欲望的满足程度有限，如房子、收入、待遇等，虽比下有余，但“比上不足”的痛苦感更高。二是事业的满足程度有限，如学术无成果，仕途坎坷等等。
中国发展快，问题也多，很多现实眼看着不理想，一旦“气不顺”，就越看越难受。“改革需要时间”在理性条件下是个很简单的判断，现在却不被一些人接受。于是中国的政治体制成了万能的“出气包”，“公知”成了制造宣泄口的代表。
但知识分子并非真的同体制过不去，作为中产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思想上“好动”，但利益又拴在社会稳定上。革命时代，一些知识分子就是摇摆的，既思想上倾向革命，又害怕自己的利益在革命中受损。在改革时期，有些人的态度也会犹豫不定。
中国社会需采取各种手段尽早把知识分子所代表的中产阶层焦虑化解掉，至少让它不那么尖锐和急迫。
知识分子不应是中国解决问题的旁观者，而应是参与者，这样的积极效果要大得多。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现在运转不灵，需要吸纳更多智慧力量，知识分子能不能成为国家政治建设的同盟军十分关键。。此外中国社会有无数技术性问题，解决它们都是知识分子显示其改变社会力量的用武之地。
让知识分子获得更多进入社会议题的机会和相应利益，这会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空间。这是置身社会主流的过程，它会带来实现自我价值的自豪感，是抑制焦虑的良药。
中国知识分子的上升空间依然要比其他社会群体多得多，他们有理由克制自己的情绪宣泄，更多支持一个稳定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体制要不断激活他们的这一集体意愿。
社会需要创造知识分子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更多工具，让公共利益同他们表达的愿望不断磨合，共促国家政治和社会弹性的扩大和升级。知识分子发牢骚如果能更多转变成实干过程，整个社会的舆论风气就会转变。
中国城镇化为全社会提供了进取机遇，知识分子是其中获益最多的一部分。如果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更有信心，那么整个社会的信心就会更加牢固。
如今看来普通知识分子在社会正式渠道中的话语权的确不高，且知识分子内部阵营凌乱，在多元化之上缺少大的价值共识。一些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同民族复兴关键性战役的重合度总体看不算高。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自近代以来一直在国家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对推动国家进步的贡献有目共睹。市场经济冲击了知识的地位，也在刺激知识分子的调整或坚守。中国的舞台非常大，但知识分子的作用从来就不是边缘的，今后更不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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