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将录》中谁真生气了
作者:王培军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七月十六日的中午,我在读白润之先生的《海上学人点将录》,同时也在为和念庵先生的《读海上学人点将录五》诗而犯愁,就在这个时候,收到了《上海书评》“都头领”的一支“令箭”:“近期《书评》连载《点将录》,颇得关注。当年汪辟疆《点将录》出来后,被点之人如何反应,能否就此作篇文章?”后面又补一句:“因为正在连载,希望尽快写出。”我想都没想,就“食指一动”应允了,过了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发现文章无法写起,因为:当年《点将录》中的那些“局中人”,已化去久矣,今已无一人在世间,他们的具体反应如何,我去问谁?退一步说,即使有一二人健在,允许我怀铅握椠去作点访谈,我也知道他们决不讲真话,只会敷衍几句,虚与委蛇。所以,这支“令箭”,真是好没道理。不过,谁让我做什么“点将录笺证”呢。事已至此,也只好硬着头皮,“拼盘姘伴”一篇了。
一九一九年,汪辟疆在南昌竭一昼夜之力,写毕《光宣诗坛点将录》,那时他才三十三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龄,他的友人曹震、王易、王浩兄弟,和他日夕过从,《点将录》之作,也是这几个人从旁怂恿的。过了几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汪辟疆在北京遇见章士钊,章其时正编《甲寅周刊》,便把《点将录》取去发表了。从此引起轩然大波,时至今日,效仿之作纷纷,一发而不可收拾。
无论是谁,只要他还没成圣成佛,于自己的声名、地位,必定是关注的,这原也无可厚非。所以《点将录》刊布后,在当时老辈中引起的大轰动,也就可以想见。但是就我所知,《点将录》中的人,发表“书面抗议”或“附和”的,可以说是“绝无”;所有的议论,都属于随风过耳的那一种。我读近人的别集、笔记、日记以至民国报刊,数量也不算少,虽有时“十行俱下”,但是读得久了,“点将录”、“光宣诗坛”、“汪辟疆”等字样,还是能自动跳出的。据我的印象,没见过谁在文字中津津言之的。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候的文人,虽说也喜欢笔墨游戏,但于月旦人伦之类,计较归计较、热衷归热衷,而笔之于文字、存之于名山,预备留下口实,却还是不肯为的。
幸好世间还有一人,比所有的人都更关心《点将录》刊布后的影响,不用说,这人就是《点将录》的作者汪辟疆先生了。《点将录》刊于《甲寅周刊》后十年,于一九三四年,又由《青鹤杂志》为之转载,其后又过十年,也就是一九四四年,汪辟疆避居重庆时,又重摩旧编,为之作了一篇《定本光宣诗坛点将录跋尾》(刊于《南风》第一卷第六期)。在文中,他不避琐碎,不惜“以小说体行文”(汪讥陈衍《海藏楼诗集序》“以诗话体行文”,此仿用其语),详述了《点将录》刊后引起的大影响:
此书刊布,旧京及津沪老辈名流,大为激赏,且有资为谈助者。而散原、南海、病山、苍虬、地山、伯揆诸公,辄举此以为笑乐。惟陈石遗以天罡自命,而余位以地煞星首座,大为不乐。康南海但以“伤摹拟”三字致憾。夏吷庵自负其诗,而不得与于天罡之列,意亦未慊。其它生存诸家,亦无若何拟议。有赣州王某者,在沪主南海家,任西席。余于丙寅春间,遇之南昌。谓余此书初刊诸《甲寅》,因连续刊出,沪上诸名流过南海,多预猜某为天罡,某为地煞,某当某头领,日走书坊,询《甲寅》出版日期。及寄沪,争相购售。中者半,不中者半,亟推为允当。
这一节文字,述及《点将录》连载后一时纸贵的情形,已算颇为生动,但考虑到世易时移,文中所说的人物、背景,今天不见得人人知晓,我还是多饶舌几句。《甲寅》的初刊之本,二陈(三立、曾寿)一为宋江,一为花荣,位次极高,自然乐得受用。王乃徵(病山)是精医术的,其时常为人诊病,拟“神医安道全”;康有为周游列国,刻有“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的小印,拟“神行太保”,也都没什么不好。他们几位,被人“举此以为笑乐”,用不着气恼。方尔谦(地山)是“联圣”,本不以诗名,在《录》中与其弟尔咸一起,被拟为“一枝花”、“铁臂膊”。“联圣”为人是名士派,自也不放在心上。袁思亮(伯揆)并非“录中人”,只是一位“旁观者”,在后来的修订本中,才被收入,以代失节的梁鸿志,为“小温侯吕方”。
不高兴的三人,康有为其实是做作的,借用一句古语,便是“其词若有憾焉,其实乃深喜之”。《跋尾》后文记康一九二六年夏在江西,评价汪录的事云:
南海曰:“汪撰《光宣诗坛录》,甚佳,必传无疑。但某平生学术,皆哥伦波觅新世界本领,中外无异辞。不知汪先生何谓之摹拟也?”……已而席散,……李中襄、余謇等导南海参观心远图书馆。南海又问曰:“有《甲寅周刊》否?”馆员取而呈南海,南海再翻此录,又曰:“奖饰之语不敢当,橅拟之评不肯受。且某亦未尝小苏黄也。”已而又曰:“某平生经史学问,可谓前无古人,但下笔作诗,却总是忘不了杜甫。汪但就诗论诗,或有以窥其隐欤!”此为余謇亲告余者。
真生了气、而怒形于外的,则只有夏敬观(吷庵)和陈衍(石遗)。夏敬观在《甲寅》本中,是配作“百胜将韩滔”的,与诸宗元为“天目将彭玘”,是为“二妙”。这其实也有根据,二人诗本齐名,据《石遗室诗话》卷九:“林亮奇见余作诗话,告余尚有两诗人,恐所不识。余曰:‘去年过沪游张园,李拔可曾介二客相见,亦为此言。则诸君贞壮、夏君剑丞也。各道倾想之意。君所言得无是乎?’亮奇曰:‘然。’后询诸苏堪、子培,则各有所左右。”不知是否陈衍题其诗集,“过度称美”了(陈题夏集云:“命词薛浪语,命笔梅宛陵。散原实兼之,君乃与代兴。”以之侪诸散原,显是过头话),害得他骄傲自大,还是他天生本就自负,反正他自认不该是地煞。于此,汪辟疆并不改正,在后来修订本中,反而变本加厉,更压低他,把他降为“神火将魏定国”,——“神火”云云,也许就是针对其“火气”的;评语也加了几句,比原来的更其“刺耳”:“吷庵诗出梅都官,遣词植骨,几于具体。又喜称东野。其自言喜孟东野、梅圣俞之诗,自负其诗甚至。或有以近梅诗誉之,心辄不怡。实则老树着花,于梅为肖。”
陈衍的“大为不乐”,在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有所记载:“(石遗)长身鹤立,瘦颧短须,貌悴而神犹健。……谈汪辟疆诗,谈《点将录》以散原为宋江,谓散原何足为宋江,几人学散原诗云云。言下有不满意。”(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其实陈衍不满的,并不是散原不足为宋江,而是自己未入天罡,“言在此而意在彼”,但他毕竟是老辈,那些话,他并没对着后辈道出,——那时老辈的修养,不允许他直接“喊冤”。
陈衍遇到的最尴尬的一个场景,是他和汪辟疆见面时,当着他弟子的面,谈及《点将录》的位次之事。这事也被汪辟疆毫不留情记下来,载入修订本《点将录》:
石遗诗非极工,而论诗却有可听,自负甚至。……甲戌来金陵,一日余与石遗登豁蒙楼煮茗,因从容询曰:“君于有清一代学人位置可方谁氏?”石遗曰:“其金风亭长乎?”时黄曾樾亦在座,因问余:“君撰《光宣点将录》,以陈先生配何头领?”石遗不待余置答,遽曰:“当为天罡耳!”余笑。石遗岂不知列彼为地煞星首座耶!殆恐余一口道破耳。时座中仅三人,想荫亭尚能忆及之。
所谓“甲戌来金陵”的甲戌,是一九三四年,正是在这一年,《青鹤》重刊《点将录》。这一段文字固短,机锋却妙,在汪辟疆本人看来,必是神来之笔。陈衍为诗坛大老,碰见这个咄咄逼人的后生,也不能不“退避三舍”。陈衍先是“倚老卖老”,毫无谦德,自比于清初的朱彝尊,但不巧的是,他的弟子黄曾樾,甚为懵懂,偏要在这个“节骨眼上”,问起《点将录》的位次(黄固是老实人,却也太不通世故了,同辈友人刊于十年前、近日又重刊的“播在人口”的《点将录》,居然竟未寓目,居然还要谈论!),这就几乎近于揭底,石遗老人当时的尴尬,大可以想见。而“余笑”两个字,则把作者的快意神情,写出无遗。本来,我并没认为汪录以陈配朱武,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后来,我却有些同情陈衍了:老人既已为此烦扰,久久不能释然于怀,作者却偏“得理不饶人”,以他人的痛苦为乐,而作此胜利者的姿态,这又何必呢。——紧接着,我又转一念:我只是个“后来者”,对于当时“局内人”的是非恩怨,哪里能够判断,旁观之可矣,何必强作解人、作左右袒?还是朱熹说得好:“学者观书,……正如所讼,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先有主张甲底意思,便只见乙底不是。不若姑置甲乙之说,徐徐观之。”(《朱子语类》卷十一)
七八年前,我做《光宣诗坛点将录笺证》时,于汪、陈间的这桩公案,曾作过粗略的考述,认为他们二人之间,必定存在一些嫌隙,阅历渐多,我对社会、人性的一些问题,加深了些理解,就改变了那个看法。我现在认为:汪辟疆以散原配宋江,还是较具公心的,并非出于“乡曲之私”;而以陈衍配朱武,则自然是低了,但也不是不可理解,这是因为:四头领中,宋江、卢俊义确切不移,只能为陈三立、郑孝胥,这在当时,也差不多是共识;剩下的吴用、公孙胜,应予陈衍一席,但是,陈宝琛是太傅,年高德劭,又夙为汪辟疆所尊崇(其中也有散原的影响在),所以以之配吴用,无话可说;而公孙胜呢,偏巧李瑞清又作了道士,大为有名,恰为“一清道人”,这是“天作之合”,眼前的现成之典,怎肯放过?所以陈衍便只能低就,以配“朱武”了。我相信汪辟疆“夜气转清”之际,必定能还石遗“公道”:读书人读了几十年书,如非别有所激,这点眼光、公心是该有的。可惜陈衍反应稍过,不免有失涵养,汪辟疆也就“矢锋相触”,不甘示弱了。
至于一般“局外人”,放言评述的,并不少见。如徐凌霄就专门作了一文,题为《两期诗坛点将录合评》(见《中国公论》第二卷第四期),把汪录与《乾嘉诗坛点将录》作了比较,其中说:“总而论之,舒氏创为此格,可称新颖隽趣,而内容则不得谓之精详,……至于汪国垣氏所作之《光宣诗坛点将录》则比较严格,后来居上了。汪氏之录,体例一仿舒氏,惟以诗为赞耳。……至于水浒人物与所拟诗人之风格性质,或有意或无意,或小有关合,或只凭字面,信笔比附,则两录之所同也。”后面的几句话,于二家之录的问题,均有所批评,是平实可取的;只是作《点将录》的人,听起来未必悦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