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汤一介
2014年09月15日 来源： 光明日报
《汤一介集》 第九卷 《深夜一盏灯》 汤一介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汤一介接受记者访问（约在21世纪初）
汤用彤（右二）一家合影（1957年春天）
中国国学泰斗、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于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逝世，享年88岁。先生一路走好！
汤一介先生一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保护，著作丰厚，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佛教与中国文化》等。汤一介先生一生读书做学问，年近80岁时主持了我国规模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儒藏》工程。汤一介先生也是《光明日报》的老作者，曾在本报发表过《儒学的现代意义》《瞩望新轴心时代》等许多有影响的文章。我们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汤一介集》第九卷《深夜一盏灯》中选登一篇先生的散文，以表达我们对汤老的缅怀之情。
我的童年是在平静、平常、平淡的状况下度过的。1927年1月15日我生在天津，但我填写籍贯都填写我的祖籍湖北省黄梅县。是年，我父亲汤用彤（字锡予）正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我母亲张敬平是湖北省黄冈人，他们家是当地的大族，她的哥哥张大昕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来做过汉阳兵工厂的督办之类。我这位舅舅是个藏书家，听母亲说他藏有两册《永乐大典》，本来要送给我父亲，但父亲没有接受。后来因一次大火，把他的书全部烧光了，如果我父亲当时接受了，那么现在世界上又可以多两册《永乐大典》了。听母亲说，在她怀着我的时候，有一次坐黄包车翻了车，手骨折断，但幸好把我保存了下来，否则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了。1928年，我父亲又回到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在我脑海里有着一个模糊的印象，我们在南京住的是有院子的平房，大门是黑色的，当然，这也可能是后来听我母亲说的，而无论如何，这是我最早的记忆。
我的家，从我祖父起大概可以算是所谓“书香门第”。在我出生时，我的祖父汤霖（号雨三）已经去世15年，而祖母梁氏还健在，她是1938年85岁去世的。祖父是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据1991年新修的《汤氏宗谱》记载：“霖，字崇道，号雨三，同治十一年（1872）洪宗师科试取入县第一名。光绪元年（1875）王宗师科试考取一等三名，补廪，梁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二名，高宗师科试考取一等第三名，张宗师岁科试均考取一等第一名，光绪乙亥、己卯、戊子三科三膺房荐。己丑恩科中试举人。庚寅恩科会试联捷进士，官知县，晚号颐园老人。两次丁艰家居授徒，成才甚众，殁后门人私谥元贞先生。”又另处载曾历任甘肃渭源、平番等县知县加同知衔，历充丁酉、壬寅、癸卯等科甘肃乡试同考官。我父亲几乎没有和我谈过我的祖父，只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发生了“反右派斗争”后，使我产生一种悲观的情绪，感到知识分子总是很倒霉的。有一次，我问父亲关于祖父的情况，他只是说，我祖父喜汉《易》，但没留下什么著作，平日爱用湖北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并且把他收藏的一幅祖父60岁生日时学生们为他祝寿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给我看，其中有我祖父的一段约五百字的题词，和他的学生为他祝寿的祝辞，最近我在《汤氏宗谱》中还看到祖父的一些诗文。
在辛亥革命前，我父亲曾在北京顺天学堂读书，同学有梁漱溟、张申府等，辛亥革命后上了清华学堂。1918年赴美国留学。1922年回国后一直在大学教书。1930年他应胡适之聘到北京大学做教授，以后一直没有离开北大，直到他1964年去世。他的为人为学已有很多记载，钱穆伯父对他了解最深，在他写的《忆锡予》和《师友杂忆》中记载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
从小父亲就很少管他的孩子们，多半是母亲照顾我们。母亲可以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我们的一切衣、食、住、行都由她操持，我不记得我挨过打。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九·一八”事变时，由于怕日本人打到北平，我们一家曾到汉阳舅舅家避难。有一天我在楼道里跑着玩，吵闹了舅舅，他就要打我的“板子”（打手心），我母亲就是不让他打，并且说如果他打我，我们就搬到汉口的姨妈家去住，我舅舅只好作罢。那时我姨父是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叫黎澍，也可能还是湖北银行行长，这我已记不清了。我母亲是他们家中最小的，我舅舅和姨妈一切事都将就她，而我姨妈自己没有孩子，因此也最疼爱我。
“九·一八”后，北平平静下来，我们又回到北平。我家住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前门是三号，后门是六号，是一座很大的房子，共有三个院子，前院、正院和后院，中间还包括一座两层的小楼。这时我们和我伯父汤用彬一家住在正院里，伯父也是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后院的房子出租，不走前门三号，而走后门六号。前院，钱穆伯父初来北平时住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为我父亲的书房和会客的地方，他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就是在那里完成的。正院是个三面有房子的四合院，在两厢房和正房间都有走廊相连，正房的东北角有座两层小楼，楼下是个大厅，我和我妹妹还有堂弟妹常在里面滚铁环玩。楼上有三间房子，父亲的研究生王维诚、王森两位先生都在楼上住过，他们那时是我们的家庭教师。
父亲虽然不管我们，从来不问我们的功课如何，当然更不管我们的衣、食、住、行，但他还是很爱我们，特别喜欢我妹妹汤一平，可以说他对我们很慈祥。他常和熊十力、蒙文通、钱穆等先生到中山公园的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喝茶，总是带着我和妹妹。父辈们喝茶、吃点心、聊天，我和妹妹吃完了包子就到处去玩。从1932年起一直到1936年，每年暑假，我们一家和伯父一家都到庐山去避暑，因为我们家在庐山牯岭大林路有三栋小楼房，我们常常住中间一栋。在楼前有一块大石头，像只大蛤蟆，我们叫它蛤蟆石，常常爬上去玩。这段时间自然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快活的日子了。这些日子，父亲每日看书、写文章，现在收入他文集中的《大林书评》就是他在庐山上写的。这就是说，我的童年生活是很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