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院士崔向群的三次选择

2016年07月25日  来源：  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郭守敬望远镜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获取光谱率最高的光谱巡天望远镜。

　　主导郭守敬望远镜项目的是中科院院士崔向群。她率领她的团队用１２年时间攻坚克难，终于实现中国天文望远镜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追赶与超越。

　　崔向群出生于１９５１年，与共和国一起成长、同经风雨。不放弃、有主见、敢争先，命运的三次关键选择，让崔向群从知识青年成长为院士。

　　辍学不弃学

　　在那个重大新闻靠高音喇叭传播的年代，崔向群至今仍然记得她人生中两次重要的“喇叭声”：第一次，是１９７１年恢复招收工农兵大学生；第二次，是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这两次机会，缺少哪一次，我的人生都有可能改写。”

　　崔向群出生在一个干部家庭，从小成绩优异，但“文革”期间，她的求学道路中断了，不得不顺应时代大流，跟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一道上山下乡。

　　１９６９年，崔向群被分到江西建设兵团农机连。此后３年，她白天跟着师傅修拖拉机，闲时自学高中数学、物理，还跟着一位好友学习针灸。

　　“我当时的直觉，就是想读书，有书读就好。”崔向群回忆说。

　　１９７１年，崔向群获得大学推荐名额。然而，上学道路最初并不顺利。她的分配指标从上海某医学院，换成华东工程学院（现南京理工大学），专业也从计算机专业调到光学仪器专业。

　　崔向群对医学颇感兴趣，但仍然选择了服从分配。“对我们那代人来说，读书的机会太难得了，有书读就不错了。”崔向群说。

　　１９７７年，宣布恢复高考和招收研究生的高音喇叭响起。崔向群兴奋地跨上自行车，骑行４０里山路，去县城报考研究生。接下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她全身心投入复习……

　　一年后，崔向群成为“文革”后中科院招收的首批研究生，开启了天文光学研究的新征程。

　　学以致用

　　大学毕业后，崔向群被分配到南昌某大型飞机制造厂工作。但她为了专业对口，坚决要去江西光学仪器厂工作。

　　当她从南昌乘火车、转汽车又步行了好几里山路才到达仪器厂时，厂里组织干部问她：“你怎么要到山里来？我们想出都出不去呢！”

　　仪器厂没有给她安排任何技术岗位，而是让她去光学车间当工人。“山沟就山沟，工人就工人，只要能学以致用。”崔向群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在偏远的军工厂里，崔向群想尽一切办法“没事儿找事儿干”：手工修磨透镜不仅操作累，还会在手上卡出很深的印痕，她就设计了一种手持夹具卡住透镜进行修磨；看到粘接透镜火漆仍在用人工手捏的原始办法，她就设计了火漆机；看到高速抛光机没人使用，她就主动要求试验高速抛光工艺……

　　崔向群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止。“我的出发点就是要做事，学有所用才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她说。

　　弃“小家”，为“大家”

　　１９９３年，崔向群受聘于总部设在德国的欧洲南方天文台，沉浸在当时全球最大天文光学望远镜的项目攻关中。有一天，她收到导师苏定强院士的来信。

　　信中，苏定强提出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光谱巡天的天文学战略设想，建立大视场兼备大口径的光谱巡天望远镜的构想。由于技术挑战难度非常大，项目组希望崔向群加盟。

　　“参加‘大天区面积多目标光纤光谱望远镜’项目就是参加‘敢死队’，而你就是‘敢死队’队长。”苏定强向崔向群发出召唤。

　　得知消息后，欧洲南方天文台一再挽留她；德国一家大企业也邀请她去工作，并承诺两年后派她回中国工作……崔向群谢绝所有挽留和邀请，毅然于１９９４年初回到国内。

　　在国内，崔向群一家三口挤在５０多平方米的套房内，她每月工资也降到原来的４０分之一。面对落差，崔向群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说：“我很高兴回国，这架望远镜将使中国为世界作出贡献。”

　　然而，科研背后的艰辛，不足为外人道。研制最困难的时候，有人退出，也有人泼冷水。崔向群既要当“滤波器”稳定军心，又要当“推进器”鼓舞干劲，更重要的是要带领大家解决主动光学、拼接镜面、光纤定位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让中国科学家创新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望远镜建成。

　　繁重的工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颈椎病并伴有高血压，而她仍然通宵达旦地忙碌，还经常向同事们介绍“经验”：困了喝咖啡，睡不着吃安定。

　　对于这么多年的拼搏，崔向群从来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唯有对儿子成长的忽视，让她感到有些遗憾。当１９９４年回国时，她１０岁的儿子已适应了德国的小学生活，回国后一直难以融入国内的生活，成长的经历多有不顺。

　　“我笃定任何事情必须要全力以赴，东抓一把西抓一把肯定都做不好。在家庭与事业、大家和小家之间，我做了自认为正确的选择。”崔向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