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的思想含量与人文价值

作者:刘金祥

时间:2011年11月22日   来源:学习时报 

　　当今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我的看法是,对精神价值、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原先的薄弱已引起了许多作家的焦灼和深思,走向现实、关注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他们的思考焦点。若干年来,人们对小说创作的状况不大满意,是有道理的。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唯妙唯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的匮乏带有普遍性,虽然文学的格局被称为“多元”,但各式各样新口号的理论含量令人怀疑,整个文学在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时代面前显得被动,尚未发出足够的声音。我们知道,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意识的大趋势是“回归写实”,由于我们文学的理性精神和浪漫精神向来比较薄弱,于是很容易沦入平实化、琐细化、平面化,难以张扬强劲的主体精神。批评界不断强调着写出“新状态”和“新体验”,无非是希望作家主体尽可能地亲历亲知时代,尽快地摆脱隔膜和陌生的窘境。但这显然算不上很高的艺术标尺。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矛盾的深入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较以前更迫切地意识到,同步地跟潮,平行地模写,收敛文化批判的锋芒,驻足于对状态的揭示,已很难回应时代的提问了,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上更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这样说自有根据,并非人为地夸张某些正在变异的因素。现在,我们早已注意到理论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投入,至今也没有停息,却不大注意在创作界对人文精神的思考也一样紧张,它并不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流派,也不限于几个所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它几乎是全方位的,牵动了众多严肃的作家,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一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最早提到这个词的人,虽然敏锐,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管用何种具体词语表述)的讨论必然要在 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来临,它是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而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即使争论到下个世纪也不算漫长。

　　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怎能与此无关呢?它正在由朦胧而明晰、由模糊而自觉。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精神主干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一方面它进行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另一方面它与解放文化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放的气息,那么,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大大发生变化。从世界范围看,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但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形态问题更加突出。从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整个小说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过去我们喜欢讲主线,讲主流,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小说创作的精神主线。

　　大家都认为当今小说创作的格局是“多元并存”,但真要为它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精神走向图谱却委实困难。现今所谓的“多元”,并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根源还在作家们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和道德理想,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和分化。长期隐匿在“生活化”后面的创作主体,一旦撩开面纱,对比就格外分明,只要把眼光放开,就会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景象。例如:在王蒙推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同时,又有张贤亮《我的菩提树》、陆文夫《人之窝》、邓友梅《凉山月》等长篇的出现。这股怀旧风是无端而起,还是别有意味?这些成长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崛起并受挫于 50年代中期,后被称为归来的一代的作家,他们怀旧与以往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的回忆眼光都从往日的社会政治层面移向了人性的、灵魂的、民族精神解放的层面?

　　又如,知青一代作家,或其他中青年作家,在离开知青视角或文化启蒙式的寻根视角之后,不少人转向家族视角。主要的就有李锐的《旧址》、老城的《人祖》、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赵本夫的《逝水》、张炜的《家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洪峰的《东八时区》、李斌魁的《欲》等。这是一种巧合,还是别有深意?其实,张承志的《心灵史》,虽为宗教史的长篇随笔,但仍与此风有关,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广大的文化视角的建立?是否如哲学界所言,从 80年代的“文化批判”进入了90年代的“文化反思”?

　　再如,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身上,写个体情感史、心灵史的作品忽然很多。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述平《某》、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染《与往事干杯》、何顿《我们像葵花》等,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为了抵御物欲世界的袭扰,人们更愿意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某种内观化、甚至私语化的倾向?

　　事实上,小说精神走向的变化迹象何限于此,有人不拒斥眼前的繁华,却有一颗顿悟的道心,遂使繁华如落定的尘埃(史铁生);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重新关照文化传统的血脉流向,以便重新辨识昨天、今天和明天(余秋雨);有人在传统题材中重新开掘,并注入新的理解,力图开发一种适应 90年代读者的历史美感(二月河);还有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反法西斯战争,不再局囿于具体时空中的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而是站在历史的、人类文明的、人性人道的高度来处理战争与人……凡此种种都在说明,文学界不但没有放弃精神的探索,这种探索还很紧张,还很强烈。

　　但是,为什么读者又不甚满足呢?我们可以简单地说,正如人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答案,面对我们这个新旧交错、五色杂陈的时代,作家们的精神探索也必然带着尝试性,且不无惶惑,无法定于一尊,甚至也无法比读者高明很多。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社会学家。由于艺术的个别性特征,艺术家的人文态度必然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然而,倘若更深一层看,这样解释就不够了,我们不能不承认,目前文学的思想魄力发扬得仍不充分,表象展示多,精神提升少。人们常常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包括 80年代,产生那么多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现在怎么销声匿迹了呢?为什么惶惑、迷惘、耽于反思的情绪充溢在大量的作品中?这当然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时段的文学思想背景、价值取向,审美风尚何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决非文学自身单独能够决定和解决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现实和历史条件,牵涉到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和道德面貌是极其纷纭的,如何在主流意识形态指引下,在不同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建设起我们健康优美的、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难度是很大的。但我们不会放弃这一追求。另一方面,文学又非完全被动的,它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多样的创作方法,我们期望文学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增大思想力度和精神力度,我们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重大矛盾和问题,这就显出了深入生活、深入时代的重要。超越与深入是永远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家去实现。我们欣赏一位作家在《守住自己》中说的:“作家要坚守住自己的灵魂,就要与躁动、喧腾、焦灼的社会氛围对抗,这是一种没有输赢的对抗”。有这种决心和使命感的作家越来越多了,我们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