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中的“祭孔”

作者:王锡荣

时间:2011年12月19日    来源:文汇报 

　　时下的时髦话题是孔子。有人说“五四”反孔子反错了，有人说鲁迅也曾参加祭孔，可见鲁迅并不反孔，云云。

　　说到鲁迅参加祭孔，倒是确有其事。这是在1913年到1924年间，当时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每年在成贤街国子监举行的祭孔仪式——“丁祭”，鲁迅基本上都受指派前往参加仪式，而且还是在最核心的部位。奇怪的是，如果说“五四”打倒了“孔家店”，那么怎么鲁迅在此期间基本上每年都参加祭孔，直到五年以后的1924年鲁迅还会去参加祭孔呢？

　　鲁迅日记上有这样的记载——1913年9月28日：“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这是鲁迅日记上第一次记载祭孔。鲁迅到教育部已经近一年半，之前还没有过祭孔的记载。

　　这位提出祭孔的“汪总长”就是汪大燮（1860-1929）。说起来，他还是鲁迅的前辈，1901年，帝俄提出要与清廷订立专约，图谋山东利益，他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官，就上书清帝，主张拒绝与帝俄签订辱国专约，因而名声大噪。1902年鲁迅留学日本时，他任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出任驻英公使。1913年任教育总长，后来曾代理国务院总理。晚年曾创办北京平民大学。此公行事特立独行，他任教育总长后，曾有几个大的动作，一是提出废除中医，引起轩然大波，后来被否决了。再就是提出祭孔。他9月15日就任总长，28日就命令祭孔。因为是在教育部内实施，别人干涉不得，就实行了。虽然他很快就于1914年2月辞职了，没想到他的好几位后任竟然还继续实行了多年，到1924年才停止祭孔。

　　而那个“主动”即幕后推手夏穗卿（即夏曾佑，1865-1924）则是当时社会教育司司长，也正好是鲁迅的顶头上司！而且，奇怪的是，他作为前辈，是受到鲁迅的充分尊重的，鲁迅在日记尊称之为“夏司长”、“夏先生”，在当时教育部的内部新旧势力的争斗中，鲁迅也是站在夏穗卿一边的。鲁迅对他是怀有敬意的。而在这里则明显表示了对他的不满。缘于他虽以新派人物称，而对祭孔这样在鲁迅看来是愚昧庸陋的举动，竟然会抱主张、推动的态度，是很令鲁迅吃惊的，所以说他“阴鸷可畏也”！

　　很显然，在鲁迅笔下，这次祭孔完全是一出闹剧。在鲁迅等人心目中，这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动。遭到了众人的一致反对。人们明显是消极抵制的，但显然由于这是行政命令，不得不服从。那个在现场骂的人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钱玄同之兄。他曾是驻荷兰公使，1913年任总统府顾问。他是光复会会员，与鲁迅等时有往来，显然与鲁迅等观点一致，反对祭孔。

　　第一次祭孔就这样草草收场了，然而此后，鲁迅日记中就常有祭孔的记载了。1914年3月2日：“晨往郢中馆要（邀）徐吉轩同至国子监，以孔教会中人举行丁祭也，其举止颇荒陋可悼叹……”孔教会是陈焕章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后来总会迁到北京，会长是康有为。“丁祭”是每年仲春或仲秋的“丁日”举行祭祀。这种祭祀的仪式繁复，在鲁迅看来，简直可笑之至，于是有“荒陋可悼叹”的感叹。

　　此后1914年秋天却没见有祭孔的记载。到1915年3月，这回是连续三天记载：15日“赴孔庙演礼”，这是预演，16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这是准备第二天一早的祭孔，因为太早，从他住的宣武门外赶到东北角的国子监，赶不上仪式，所以要提前一天住在那里。17日就有“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当时的祭孔，由教育部主持其事，搞得仪式很隆重，分别在国子监的各个部位依此操礼，还要穿上古怪的专用祭祀服。教育部会事先发布公告，公布各司各科什么人在什么部位执行任务，每次得好几十人参加。鲁迅基本上每次都是被安排在“崇圣祠”执事，这是祭祀最核心的部位。

　　以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开演一场滑稽的祭祀剧。形式都千篇一律。1915年9月11日“午后往孔庙演礼”，然后12日“夜就国子监宿”，13日“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几乎每次都一模一样。

　　不过1916年却没有相关记载。似乎跳过了一年。但1917年以后却是连续几年都有。但又不很规律，有时一年两次，有时一年一次，甚至一次也没有。而一旦参加了，常是连续三天。第一天演礼，第二天晚上入宿，第三天一早执事。1917年2月、1918年3月都是这样。1919年3月，鲁迅没有像往常一样提前一晚入住国子监：4日演礼，5日没有入住，而是6日“晨五时往孔庙为丁祭执事”。此后他就都是这样了。同年9月30日演礼，到10月2日“晨二时往孔庙执事，五时半毕，归。”

　　以后基本上沿袭这一模式，但到1923年3月，在祭孔结束后还出了件事。鲁迅在3月23日日记中记载：“演礼”，25日记：“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

　　关于这件事，后来鲁迅在《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详细解说了自己参加祭孔的情形和门牙的遭遇：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

　　这可能就是鲁迅那口本来不牢靠的牙齿不断松动坠落的开始！这一年鲁迅4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