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诗刊》“2011年度诗选”说开去

作者:霍俊明

时间:2011年12月26日   来源:文艺报 

　　当《诗刊》在2011年12月(下半月刊)率先推出“2011年度诗选”的时候我想这首先是一种表率和姿态，很有些意味深长的感觉。换言之，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个诗歌年选，而是对中国多年来的诗歌“年选”生态、格局甚至“标准”产生不无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诗刊》在诗人和评论家以及普通读者那里“高不可攀”的神圣殿堂的荣光似乎在新媒体不断开放，发表不断个人化、自由化以及批评无序化的年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尽管《诗刊》作为所谓的“官方”和“主流”刊物仍然受到关注，但是在一个写作愈益开放的年代似乎一个“诗刊”的容积已经难以涵括所有重要的和优异的文本。《诗刊》社在今年推出诗歌年选，其“愿望”和“出身”显然值得关注，这也是这份重要刊物多年来少有的一个“出人意料”的举措。

　　首先需要对《诗刊社》的这个年度选本做一个技术上的分析，这会涉及“视野”和“底线”以及编选的“可能性”问题。

　　这份年选涉及的诗人数量为254(因为特殊原因其中有个别诗人重复)。“诗选”的资源主要来自于两个方向，其中“期刊扫描”(所涉及到的114位诗人成为诗选的主体)、“重点推荐”(2人)、“年度新诗人推荐”(5人)、“年度精选”(13人)、“年度网络影响力”(4人)的资源来自于《诗刊》之外的诗歌刊物和综合性刊物(共涉及大约40份诗歌刊物和综合性文学报刊)；另一个就是《诗刊》自身的资源，包括“年度优秀诗歌推荐篇目”和“重大题材诗歌推荐篇目”(主要集中于《诗刊》7月号和8月号)只留存目(计116人)。显然这200多位诗人在年选中所占的位置是有“梯队”和层次性的，这首先形成了《诗刊》与其他文学刊物之间的一个比照。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发问，在2011年哪个文学刊物发表的诗歌更具有说服力？哪一份刊物能够真正做到“只为优秀作品负责”？与此同时，年选的“重点推荐”、“年度新诗人推荐”、“年度精选”、“年度网络影响力”无疑是属于加了“着重号”的部分。性别比例和“年选”之间似乎并无多大关联，但我还是粗略统计了一下。这份年选涉及的女性诗人大约在40位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也给那些仍然怀有“性别”立场和情结的批评家和编选者们提了个醒，或者说在当下“性别”和写作的关系真有那么重要吗？也许作为写作者个体来说，性别和书写之间肯定存在着特殊的差异和关联，但是我想要说的是当下的诗歌群体构成女性已然不再是“稀有之物”，其写作意义自然也不同。多年来，读到每一个“年选”时我更看重和注意那些“陌生”诗人的名字。当然这并非意味着这些“无名”和“陌生”的诗人就达到了多么高的水准，而是说很多的诗歌年选已经丧失了“发现性”，也就同时丧失了“选择性”。显然对于每一次的年选而言，有些诗人已经是“老主顾”了，每年都榜上有名，成了“名牌”。这似乎对每一本年选来说都比较“保险”，因为有这些“名诗人”撑场总不会导致“冷场”的局面。但是这无形中在一定程度导致筛子孔有些过大，那些居于“二线”和“三线”甚至“大后方”的诗人则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和无情的“遗落物”。就我的阅读视野而言，《诗刊》的这份年选我所“陌生”的诗人大约有十多位。我想这个比例已经能够说明问题，起码印证了编选者们“发现”新锐的姿态，这从单独设立的“年度新诗人推荐”可以看出。

　　再看看这些“诗选”的资源和来历，也即筛选范围。就涵括40来份报刊杂志而言，可见编选视野还是比较开阔和多元的，当然这些刊物从入选的数量来看是不均等的。显然《人民文学》《星星》《诗选刊》等“中签率”最高。当然在我的阅读范围内看，还是有一些诗歌刊物(尤其是这两年刚刚出现的诗歌刊物)，甚至极少数的带有“异质”性的刊物没有进入到这份重要的年选中来。而还有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从我们所熟知的有“质量”保障的大刊，比如《人民文学》，每年发表的诗歌也有一定的数量。那么从中筛选出来的几首诗是否足以代表其中“最好”和“最有个性”的？而这种标准又是什么？我相信《诗刊》社编辑们的水准，这些不同的编选者所提交的篇目能够保持选择的视野、标准的多层次性，也保证了入选诗歌更大程度上的“公正”。但是，我也不能不强调，不同编选者由于诗歌趣味的差异多少会在自己的部分遗落难以进入自己“法眼”的文本。由于目前国内的年选还基本上是一般意义上的“纸质媒体”，但极其可贵的是《诗刊》社的这份年选一个亮色就是由江非、张执浩、朵渔和人邻所构成的“年度网络影响力”。由此可见刊物和编选者对新媒体和诗歌写作关系的关注，《诗刊》也曾最早推出“博客秀”以及关于博客和诗歌写作之间关系的讨论。

　　显然，传统意义上的纸质媒体在“编辑”和“审稿”的过程中会有一个总体的风格、选择标准或者基本的“底线”。有人说编辑队伍是“老化”最严重的，我一定程度上认同这个判断。刊物的“风格”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要求和惯性“气质”从积极的意义上讲会保障诗歌的质量和刊物的“个性”，但是这种期刊普遍存在的“气质”、“风格”和“个性”显然会对与之相悖或者具有差异性“风格”的诗人诗作形成搁置甚至遮蔽。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就有些好诗写得就不像“诗”。显然，很多刊物和年选都会不同程度地将这些“不像诗的诗”阻挡在门外。而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尤其是国家级期刊的用稿标准会对写作者、阅读者和批评者形成巨大的“塑形”作用。其中刊载的诗歌无形中已经成了很多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仿效的“样本”，诗歌趣味和写作的“同质化”问题就出现了。这也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年选“同质化”的倾向，而这个不良倾向已经存在了很多年。

　　以下我会用数据来支撑我的个人观感。

　　当我试图从“主题学”或者“同质化”的视野进入这份“2011年度诗选”时，我也感到了这甚至有些不可能，因为诗歌的好坏优劣和题材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我们是否可以凭着对新世纪以来十年的诗歌阅读经验，对包括这份年选在内的诗歌在诗歌主题上来一次猜测？比如底层、打工、农村、城市……我最终选择将“年度新诗人推荐”和“期刊扫描”(请注意，编选范围是40份期刊杂志)作为这次“主题学”研究的“赌注”。在涉及的100多首诗中，我最终发现了一些诗歌(数量不在少数)与“乡村”、“乡土”以及“乡愁”、“还乡”(更多以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背景)有着主题学上的密切联系，比如《好像我就是他的父亲》《一个留守孩子的日记》等共计35首。这么多在谱系学上相近的诗歌文本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而这些“同质性”的诗歌又是来自于国内那么多的期刊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我想这并不是编选者或者《诗刊》的“趣味”或者“标准”问题，而是牵涉到当下诗歌的生态和诗人所面对的一个难以规避的“现实”——阅读的同质化、趣味的同质化、写作的同质化。平心而论，这些诗作基本上能够保持一定的艺术水准，当然极个别的诗作确实令人不敢恭维。无论是政治极权年代还是新世纪以来的“伦理学”性质的新一轮的“题材化”写作，我们一再强调诗人和“现实”的关系，诗人要介入、承担云云。但是我们却一直是在浮泛的意义上谈论“现实”，甚至更为忽略了诗歌所处理的“现实”的特殊性。但是，当新世纪以来诗歌中不断出现黑色的“离乡”意识和尴尬的“异乡人”的乡愁，不断出现那些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奔走的人流与不断疏离和远去的“乡村”、“乡土”时的焦虑、尴尬和分裂的“集体性”的面影，我们不能不正视这作为一种分层激烈社会的显豁“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对这些作为生存个体的诗人们的影响。由这些诗歌我愈益感受到“现实性”或“现实感”之于诗人的重要性。也许在这个时代谈论诗歌理想多少有些令人生疑，或者起码有些矫情，但是我想诗人必须具备写作的诚意——不管你写作什么题材类型和什么风格的诗。在诗歌中我们不仅要看到一个生命的历史以及想象，还应感受到一个人的血肉、骨架、呼吸和灵魂。我非常认同诗人谷禾所说的“我一直对那种虚幻的乡村镜像保持着足够的警惕”。确实，在当下诗坛甚至小说界我看到了那么多虚假的乡村写作和底层写作。当诗人开始消费泪水和痛苦，这更是可怕的事情。或者视野再推进一步，在一个愈益复杂、分化以及“去地方化”和“去乡村化”的时代，诗人该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予以介入或者担当？正如一位异域小说家所说，“认识故乡的办法就是离开它；寻找故乡的办法，是到自己的心中，自己的记忆中，自己的精神中以及到一个异乡去寻找它。”这是必然，也是悖论。由“同质化”的诗歌写作我们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重要的层面——阅读。对于诗歌刊物而言，其阅读者无外乎诗人、诗歌习作者、批评家和各大高校院所的一部分学生(更多是与文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这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小阅读”，或者说这种阅读带有小范围内的“专业化”倾向。而更令人堪忧的是各大期刊不仅形成了写作者的“同质化”，而且也对阅读者和研究者形成了带有同质化倾向的阅读趣味和评判标准。实际上，这就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而其结果就是每年下来，在汪洋般的诗歌大海上，能够真正站立的岛屿般的诗人，寥寥无几。

　　在《诗刊》社的“2011年度诗选”中我看到了不在少数的令我“震动”之作，当然说句有些严苛的话，我对其中的个别诗作也不太“满意”。但是，瑕不掩瑜，这应该是新世纪以来一份重要的年选。说它重要并不是说它没有局限，而是说整体上考量这是一份有效的“总结”，尽管这个总结和其他总结一样多少还带有待进一步打磨的粗砺和一些“惯性”运动的遗留。与此同时，我向那些被漏孔筛掉以及因为篇幅的原因未能进入这份年选的优秀诗人们致敬。这不是安慰的虚托之辞。同时，我也向那些仍然彷徨、仍然分裂、仍然有些愤青的诗人们致敬！在一个所谓不断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心存真诚和敬畏地做一个不断后退的先锋主义者。确实，有时候或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逆流而上和顶风前行。

　　在一年即将结束的时候，《诗刊》社推出的“2011年度诗选”是一段诗歌历史和旅程的重要的开始。我期待这份诗歌年选会对其他的年选文化和格局形成一定的冲击和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