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
通识教育，又称通才教育，是关于生活中各领域的非专业性、非职业性知识和技能的教育，目前风靡欧美国家，又被许多非西方国家极力仿效。那么，中国作为教育大国和古国，在上世纪初接受了西方教育体系之后，是否应该再度积极地跟随新一轮的“通识”潮流？这一西方教育模式是否无可厚非？中国两千年教育思想的精髓中又包含着怎样的人才理念？2008年3月20日，受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的邀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刘东教授发表了题为“诸神之争与通识教育”的演讲，为听众们阐释了他对以上问题的观点。
刘东教授以哈佛大学为例，通过阐述、比较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变迁和演进的历史，指出在未受西方文明冲击之前，中华文明本身就主张“学问主通不主专，贵通人不尚专家”的通识教育。他认为，无论中西，所谓的通识理想，与当今全球化合作分工的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知识经济具有根本的、不可回避的冲突，在现代中西方教育体制中均遭遇着相同的困境，而中国要解决这一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打破对西方文明的迷信。
西方教育的弊端
刘教授认为，大学教学的模式分为三个阶段：英国模式，即贵族模式，其目标在于生产出丘吉尔这样的产品；德国洪堡模式，演变为后来的研究型大学，其产品不是人才，而是科研项目；终极大学模式，如哈佛大学，清华北大等。哈佛通识教育的模式是，开设若干种核心课程，成立大型知识超市，同学们可以发挥主动性，挑选课程，选够一定学分便能毕业。
然而诸多问题随之显现。首先因课程人多，使得所谓“因材施教”的教学理想根本无法实现；其次，“选课如同吃自助餐”，最大的弊端是最后有一大半的菜要倒掉，这样便造成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同学们在选择时往往不知道哪份菜更合自己的胃口，胡乱选一通后，感觉已经很饱了，其实却根本没有品尝到精华；这类课程的老师往往是明星式的人物，造成了学生在选课时赶潮流的现象。调查显示，许多哈佛大学的学生选课都是根据老师的受欢迎度，而非课程的真正意义或者老师的真实水平，这样也导致了某些课程人满为患，另一些课程却因无人参与而不得不暂停开课。
中华文明的教育本质
在清华学堂还没有变成清华大学之前，一个七十多人的国学院就出了四五十个大师，这样的比例是哈佛都达不到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书院文化。所为书院文化，就是如同梁启超当年教学生的那样：导师循循善诱、言传身教，学生如沐春风。知识不只是知识，而是检验行为的标准。这和桑德尔的明星教学法完全不同。因此不要迷信西方，中国完全有一套好的教学方式。
可以说，当时的清华学堂用了一种最适合中国文化的教学方式，然而不久以后，西方教学体系便降临到了中国。于是，教育完全西化，出现了文史哲、数理化的分化，每一个学科都被按上了代码。做文不做史，做史不做哲，这些正是西方教育模式的体现。而中国文化之前一贯提倡的则是经史子集，即培养全识之才，这才是通识。
但中国因为过多地照搬了西方最初各科分化的教育体系，使得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只喜欢分析不喜欢综合，只喜欢种树木不喜欢建树林，似乎通才教育是西方成功的关键，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片面的看法，国学诞生了。国学是在面对西学的冲击，为了守护自身民族学术文化而产生的。西方在经历现代化之后，对每一个学科都进行了精确的划分，中国也照搬经验，导致之前用来修身养性的琴棋书画都成了体育或艺术赛事，而像苏轼、欧阳修这样的全才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国学便是对这一现象的反弹，它所指代的就是中国文化和通识教育本身。
中华文明的教育本质正是通识教育，而西方文明则是专才教育。从中西文明碰撞之初就可以看到这一鲜明对照。北大校长严复曾说：“其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钱穆先生也写道：“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偏向于通识、通才、通人，且古时的学者都以此为荣。从孔夫子到顾炎武，通识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人才理念。我们的文明在面对价值优先还是效率优先的权衡时，曾选择要人格而不要专家的机心。
然而西方文明以自身的裂变强迫开起了全球史的近代，其裂变以空前的社会分工为表征。中华文明则因为国力的落后而遭到西方学者的批判。韦伯把中国社会的不发达和不理性归咎于论语中君子不器的主张，认为中国士大夫样样都想知道，却事事浅尝辄止的态度正是中国社会进化的阻力，中华文明中强调不要分工这一点正是落后的原因。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使得当时的许多学者都惟西学马首是瞻。严复说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没有自由的文明，后者是有自由的文明；早年的王国维发现了西方悲剧，认为没有悲剧的中国乃大耻辱。于是从制度到科学，从悲剧到史诗，从管弦乐队到经济体育，每一个西方的特性好也好，坏也罢都被说成是西方的奥秘。在朝西学一边倒的情况下，即使本土文化有所反抗，也遭受鄙视。于是，中国也开始仿效西方的分工，原来的通识文明失效了，就连中学课程也已经被分成文理两科。现在中国仍沿用博士之称，然而不再意味着博学和博雅。博士不博，被看成正常的，正确的，而且是正当的！
然而，一个社会要正常运转，其专和通，阅和博之间的比例应当是三七分成。即要有70%的精力先去学基本的东西，后30%精力才有所专攻。即使在西方分工论提出时，对其可行性的主张也是争锋相对的。马克思就把分工看成是人类一切罪恶的源泉。他的人生格言是：“所有的我都想要有。”
不难看出马克思理想其实就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理想，尽管这样一种理想不可能完全实现，却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因为此中要点并不是在真实的历史过程中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全人，而是我们是否真正受到了这样一种思想境界的鼓舞。
通识教育的重新回归
在西方认识到通识的重要性，实施新的教育模式时，又有许多中国学者趋之若鹜，照搬他们的通识教育模式，矫枉过正，重新学习西方。然而这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能放大西方模式的失误又不能避免其弊端。若希望修正过去则不能再一次跟着西方走，而是应逐渐回归中国传统，不能再导致新一轮西化。
刘东认为，我们要尽快恢复通识教育，但绝对不能像西方教育体制一样，使其在急功近利的校园里做可有可无的文化点缀，而是要思考这些问题：比如，重心究竟在于培养学生还是由教师进行研究示范；学生究竟应该被教导成为完人还是应该被培训成为技术性专才；检验标准究竟是教学成果还是承担科研项目数目；教授是取决于学术水准还是资金募集的能力等等。
但最关键一步必须要解放思想，破除西方迷信。那些蹒跚学步的人总能找到理由羡慕西方，这样不能从认识论角度打破就很难幡然悔悟。人类之间可以互相借鉴，但是真正聪明的学习方法是缓步调试，渐次增长，逐渐改变，而不是彻底的格式化，然后大开倒车，让整个中国文明回到石器时代重新再来。即使在西方社会内幕也存在各种各样边缘战斗，在多元因素冲击下教育内容也受到挑战。
因此，要设计出既符合世界传统又引领世界潮流的通识课程，需要平衡的是在这种设计工作中既要恢复国学地位，又要与世界接轨。要在持续的文明对话中间经过艰苦而平等的商量和研讨，共同制定出一个多元一体的全球化人类通式，使全球各民族国家的国学既相互重叠又各有侧重。相互重叠的部分必须要有足够的稳定性以确保人类有和平共处的能力；各有特色的部分又要保持足够的深度以维系每一个宝贵的文化原生态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