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林毅夫谈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全球化

林毅夫

2010-03-17发表

    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表现为金融的动荡、大规模财富的蒸发、工业产值的下降以及全球贸易额的下跌。国际劳工组织提供的资料显示，2009年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持续恶化，据估计可能会引发全球失业工人人数比2007年增长3900万至6100万。截止到今年年底，世界范围内的失业人数可能会达到2.19—2.41亿。

　　与此同时，虽说现在有一些迹象表明经济可能正在复苏，但全球各地实际工资的增速在2008年就已显著放缓，而在2009年，这个数字还会跌得更低。一项以53个可提供数据的国家为样本的抽样结果显示，这些国家实际工资增幅的中位数已由2007年度的4.3%跌至2008年的1.4%。世界银行发出警示，随着经济危机爆发，将有8900万人沦为贫困人口，而早在2005年，据估计就已有多达14亿的人口其生活水平低于每日消费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

　　在这种大气候下，全球化遭到了口诛笔伐，甚至连某些能从中大为受益的发展中国家都有领导人站出来反对。众所周知，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曾积极推动乌干达融入世界市场，但他也表示，全球化“同样代表的是旧秩序”，富国为了维护本国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利益，把全球化当做“新的控制手段、压迫手段、边缘化手段”。

　　不过，取代全球一体化的替代方案也罕有人关注。的确，封闭一个经济体，也许能使其与外部冲击相隔绝，但这也会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严重的甚至会在本土引发经济危机。

　　发展中国家若想从此次危机中保险地全身而退，若想在这经济全球化的世界里为经济持久、稳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2010年乃至今后都必须以史为鉴、吸取教训。

　　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中国、印度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应对危机都做得不错。这些国家的对外资产负债表都很令人满意，而且在经济危机之前都有足够余地使用财政手段进行调控，这使得这些国家可以实行一些反经济循环周期的政策来对抗外部冲击。

　　这些国家同时还大力扶持一些符合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眼下已帮助它们度过了难关。诚然，比较优势——由相对剩余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决定——为竞争力奠定了基础，竞争力反过来也为经济的强劲增长、良好的财政收支和对外收支状况提供有力支撑。

　　相比之下，一个国家要是无视其自身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缺乏资金，却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来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高科技产业，那么该国政府就会频繁使用畸形的补贴手段和保护措施，反而抑制了经济的发展。反过来，这些经济风险同时也会不利于政府的财政收支和国家的对外收支。这些国家如果没有能力及时推行反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那么当危机来袭时，这些国家也只能“坐以待毙”。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想要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繁荣，需要构建一个价格体系——它必须能体现出各生产要素所做贡献的相对剩余状况。在这样的环境里，企业就有积极性进入那些能充分利用其富余的劳动力弥补自身资金劣势的产业，如此一来，反之亦能降低成本、加强竞争力。这一类的成功例子，有孟加拉的服装业、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和中国的轻工制造业。

　　但是，这样的相对价格体系只可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里实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改革转向市场经济之后，才迅速成长为经济飞速发展的“火车头”—— 中国在这场经济危机中表现良好，并在2009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事实情况的确如此，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主持编写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所述，在超过25年的时间里保持年经济增速平均不低于7%的那13个经济体，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

　　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能够加强其适应经济危机的能力，并使其同时能迅速积累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发展中国家若具备这些特质，就能够对生产要素的贡献状况进行调整，在一代人的时间跨度里，就能实现从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源相对过剩转向资金相对富余。

　　在今日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里，各国需要根据本国各生产要素的贡献比例变化，不断升级本国产业结构、使之更趋多样化。一个起带头作用的企业在产业升级和/或多元化经营上的成败与否，将会影响到其他企业跟随的脚步。而政府对于这种带头企业的补贴，能够有效加速升级换代的进程。

　　产业升级进步也要求企业能有相应的投资相配套。厄瓜多尔这个国家现已成为切花(即鲜花花材)的出口大国，但在几十年前，农民不会去种花，因为那时在机场附近还没有现代化的冷藏设施，而私有商行在没有鲜花供应出口的情况下，也不会投资购置这类设施。

　　在这类“鸡和蛋”式的困局中，市场本身就没有能克服外部不利因素，而初期必须的投资又十分匮乏；而政府恰恰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促进作用、牵线搭桥。这或许能够解释《增长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指出的一种有趣现象——那些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的经济体，其政府都有非常忠诚、可信、有才干。

　　全世界已在一体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现在再选择“掉头”已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们必须充分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将目光聚焦于建立能良好运行的市场上——这种市场要能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发掘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在这一进程中，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国家本身无疑都适合扮演起促进的角色，不过各国根据本国所处的发展阶段、水平，所应扮演的角色还是不同的。

　　最后，在现今复杂而又相互联系的世界里，即便是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在攀爬“世界阶梯”时也有需要援手的时候。

一国要发挥比较优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繁荣，需要一个反映其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体系。

　　只有在一个市场型的经济体中，这种相对价格体系才可行。

　　在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中，政府可以扮演一个关键性的推动者角色。

　　世界经济刚刚经历了一场严重衰退，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大量财富灰飞烟灭，工业生产与全球贸易出现下降。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测算，由于不断恶化的就业形势，估计全球的失业人口要比2007年增加3900万到6100万人。到2009年年底，全球失业人口将创新高，达到2.19亿－2.41亿之间。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复苏的曙光隐约初现，但全球实际工资的增速在继2008年大幅放缓之后，预期将在2009年进一步下滑。根据目前掌握的53个国家的数据，平均实际工资增幅的中位数(比平均数更为科学的一个统计指标——编者注)已从2007年的4.3%降至2008年的1.4%。世界银行发出警告说，在原有生活于全球贫困线(每天1.25美元)以下的14亿人(2005年估算值)这一基础之上，将另有8900万人于危机之后陷入同样的困境之中。

　　在这种大环境下，全球化已成千夫所指，批评者甚至包括可从中受益良多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曾因将本国融入世界市场而广受赞誉，现声称：全球化是那些试图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富国所采取的一种策略，“与此前一样的旧秩序相比，只不过采取了新的控制、压迫和边缘化手段。”

　　不过，除了全球化，我们也没有其他更好的替代方法。事实上，闭关锁国或许可以避免冲击，但也可能导致经济停滞，甚至严重的内生型危机。如今，这样的例子包括缅甸和朝鲜；而实行经济自由化之前的中国、越南和印度同样如此。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彻底摆脱危机，为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全面可持续性的增长打好基础，它们必须在2010年以及之后的岁月里，从历史中汲取正确的经验教训。在当前这轮危机之中，中国、印度和某些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应对颇为出色。原因是在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都拥有强健的对外资产负债表和充足的财政调整空间，因而得以运用反周期政策应对外部冲击。

　　这些国家还培育了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行业，这有助于它们安然度过风暴。事实上，由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要素禀赋的相对丰富程度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正是竞争力的基础，而竞争力又支撑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和稳健的财政收支与国际收支。

　　相反，若一国试图违反其比较优势，如在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体中，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或高科技产业，该国政府可能要借助扭曲性补贴与保护措施，而这些措施将会抑制经济表现。反过来，此举又将可能恶化该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及经常帐户。由于没有能力及时采取反周期措施，在危机到来之时，这类国家的表现将会很糟。

　　一个国家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实现繁荣，需要一个反映其要素禀赋相对丰富程度的价格体系。这种环境下的企业将获得激励，进入能用其相对丰富的劳动力替代相对稀缺的资本的行业，或是存在相反替代条件的行业，从而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这方面的案例包括：孟加拉国服装产业、印度软件外包业以及中国轻工业的发展等。

　　不过，只有在一个市场型的经济体中，这种相对价格体系才可行。这便解释了为何中国只有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之后，方才成为了一大经济增长点(中国在本次危机中的表现很好，在2009年实现了8%的增长目标)。的确，由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领导完成的《增长委员会报告》指出，曾连续二十五年或更长时间内保持或超过7%的年均增长速度的十三个经济体，均是市场经济体。

　　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既可以增强一国抗击危机的能力，也可以进行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快速积累。具备此种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将要素禀赋由劳动力充足型或资源丰富型转变为资本充足型。

　　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之中，国家需要根据自身不断变化的情况，对其产业进行升级和多元化。先行进行产业升级和/或多元化的企业成败会影响到其他企业跟进与否。而政府对于此类先行企业的补贴能够加快这一进程。

　　产业提升也需要投资该领域的企业之间彼此协调。如今，厄瓜多尔已是一个成功的切花出口国，但在几十年前，当地农民并不愿种植花卉，因为当时机场附近没有现代化的冷藏设施；而私人公司鉴于没有出口花卉的货源供应，也不愿意投资兴建此类设施。

　　在这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中，仅靠市场无力破除外部性的制约，也缺乏基本的投资，而政府就可以扮演起一个关键性的推动者角色。这便解释了为何《增长委员会报告》也发现：所有成功的经济体都具有坚定、可信而有力的政府。

　　如今，世界已在一体化之路上走出了很远，调头折返已不再可能。我们必须将历史的经验教训铭记在心，专注于建立可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开发其经济比较优势的、运作良好的市场。作为此进程的一部分，政府的辅助作用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样需要的；尽管各国政府所适合出演的角色可能互有差别，这将取决于各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

　　最终，在当今这个纷繁复杂、相互关联的世界中，即便是那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当它们于世界舞台中力争上游之时，也需要获得一臂之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