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张其昀等的两则考证
作者:散木
2013年05月13日 来源:东方早报
费巩先生是从前浙江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教授,而“费巩案”则是民国时代更加著名的一桩历史悬案,学习和研究民国史,“费巩案”是无论如何不能绕开的。也是因此,一些书籍和文章经常会提到此案,如傅国涌的《“石不能言月渺茫”——费巩之死》《再说费巩之死》这两篇文章,阅读率就很高,影响也很大。
傅国涌的这两篇文章,其主要引文出处均来自正棠、玉如著《费巩传》(三联书店1981年版)以及《“中美合作所”内幕》一文(《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2年版),包括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费巩文集》,也许是引文的问题,读后感觉到有一点问题。
傅文的前一篇,提及:“1940年2月3日,张其昀劝费巩加入国民党,他当面坚拒。据学生吕东明回忆,他曾斥责张:‘我不会像你那样出卖灵魂。’张恼羞成怒。因为不屑此人,他在日记中从不提其名,只称之为‘张某’。(1941年2月4日,他在日记中指斥张‘妄欲统一学生思想,亦无非以此献媚当局耳’。)”
这段引文所引述的两处费巩日记,均不见已出版的《费巩日记》(收入《费巩文集》),吕东明的回忆,也不知出自何处。其实,如果通读了现存的《费巩日记》,就会想到上述的说法会有问题,即所谓费巩对张其昀是“日记中从不提其名,只称之为‘张某’”不确,如果确有这个“张某”,那么,他应该是当时浙大教务长的张绍忠,因为日记中费巩对他颇有啧言。至于费巩在日记中如何记载张其昀,我在下面排列了一个表,足见费巩日记是提及张其昀(字晓峰),并且往往是并非恶感的:
1939年2月22日:晓峰来告,将于明日与校长同去重庆出席教育会议。……晓峰甚热心,即去访谒校长,力促早作迁移之计。
3月1日:致晓峰函……。
4月7日:但晓峰之意……。
4月18日:晓峰旋谒竺……。
5月4日:与晓峰谈商……。
5月18日:晨函晓峰曰……。
5月20日:午郭、张二公来……。
6月2日:晓峰来告……。
6月6日:晓峰之以余论商施行导师制一文进呈校长。
6月17日:晓峰称我有心人。
7月2日:晓峰特自乡间赶来,意尤可感。二君(郭斌和、张其昀。笔者注)闻余有去志,欲以至诚相感,俾勿离去。其忠荩诚挚真感人欲泣。
9月9日:函晓峰……。
9月11日:以航快致晓峰……。
10月9日:午后送书籍及……晓峰之《远东时报》……-。
11月9日:得晓峰电,嘱代聘谭其骧君……-。
1940年3月3日:访晓峰、孟闻。晓峰亦主拉雨僧来此,并劝余入党,余坚拒。
3月16日:师生谈话会。晓峰……亦作简短演说。
3月21日:晓峰自渝返……。
6月8日:晓峰慨然自任云,可先以西洋史教授名义隶史地系,即开一履历及希望之待遇交晓峰。
7月13日:下学年聘约今晨由晓峰饬乃侄送来……。
7月16日:午后晓峰往见竺公……。
8月9日:晌午访晓峰……。
12月1日:辞职,竺拟请晓峰继任。
12月24日:晓峰谓得振吾书,云有学生致函教育部,谓余阻碍党务工作,致部方甚不放心,难于疏解云云。
1941年1月6日:课后晓峰来谈,谓此次教育部派王仲和来视察,即为学生思想问题,因蒋手谕,令严查共党活动云云。
1943年3月1日:晓峰不久出国……。
张其昀是从前浙江大学史地系的负责人,也是文学院的负责人,或者说也是浙大的负责人之一,竺可桢校长对他颇多器重,而费巩是文科的教授,于公于私,他和张其昀均有很多交往。当然,张也是浙大国民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费巩因为要不要加入国民党一事与之发生矛盾和冲突(当时凡是高等学校的训导长必须是国民党党员,费巩是无党派人士,他担任浙大的训导长,是破例的,原因是竺可桢校长的大力举荐),本来是极有可能的,但是说到那样一种程度,就背离事实了。
又,现在可以看到的《费巩日记》(收入《费巩文集》),与一些文章中引述的费巩的日记,相互对照,似不是出于一个版本,这让人感到颇为无奈。
傅国涌的后一文,提及“费巩案”发生后,有四十多位学者联名上书当时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他出面营救,魏德迈遂将这件事交给“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办理,梅乐斯于是一面命令纽约名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找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他们协助。于是,“戴笠假惺惺地派‘军统’总务处长沈醉帮助破案。然而,经过多方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确切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监狱中去查。于是,历史留下了这样一段对话——沈醉:‘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戴笠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段引文,对照原文(196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二期收有沈醉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五节是“美帝特务的活动情况”。又见于沈醉《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年版第261-265页),是:“当我们向戴笠和梅乐斯一同报告去遵义调查经过情况以及竺校长的意见后,梅乐斯认识如果能向重庆治安机关去查询一下,便可能水落石出;万一没有,魏德迈也好回答给他上书营救费教授的四十名留美教授们。戴笠当时也只好答应仍旧叫我陪同去向重庆稽查处和警察局刑警处等单位去查阅自费巩失踪后的有关捕人档案,必要时可拿着费的照片去查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内所逮捕到的人犯。在走出来的时候,我悄悄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十个留美的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的,要是提到看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来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我们没有抓费巩,你不是不清楚,怎么会提到这个问题?’”
显然,如何用这一段引文,不同的方法是有不同的效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