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3
2013.12.30作者： 赵丽宏 蒋子丹 等
值此岁末之际，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向身在天南海北的几位作家约稿，请他们讲述各自的“2013”故事。较之世界的丰富广博，这也许只是一束光影、几缕履痕，但在时光的通道里，却印刻着我们共通的某些记忆与感受。
东
一个广场的演变
上海 赵丽宏
上海的陕西南路上，有一个地方在我的记忆中无法被抹去。也许有些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这个名字，40岁以上的上海人，却一定记得这个地方：文化广场。
此地最初曾是法租界的跑狗场。当年外国人牵着狗来这里赛跑的景象，现代人已经难以想象。这里被称为文化广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化广场是上海最大的文艺演出场所。我们这一辈人青少年时代的很多文化记忆，都和文化广场有关。能去文化广场看一场演出，是一件大事，会激动好几天。那时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剧场，上万人坐在剧场里看演出，鼓掌声可以用“排山倒海”来形容。记得有一次在这里看大型滑稽戏《活菩萨》，坐在后排，看不清舞台上人物的神态表情，也听不清剧中人说些什么，却还是从头坐到结束。在一个热爱文艺的孩子看来，哪怕就是在这个名为“文化广场”的地方坐坐，也是一件雅事。在这里看戏，其实效果不佳，听音乐，看歌舞，效果就要好得多。我在这里看过大型歌舞《赤道战鼓》，虽然坐得靠后，却感觉舞台上的风云际会和激情歌舞，似乎触手可及。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广场成了“造反”和“革命”的地方，“造反派”在这里集会，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也在这里举行。印象中最惊心的一次，是在这里批斗上海文化界的名人，还通过电视直播。巴金、贺绿汀、黄佐临、袁雪芬和上海很多文化名人同台挨斗，谩骂和侮辱的口号，在这个被冠之以“文化”的广场中轰鸣。这真是莫大的讽刺。文化广场若有记忆，一定也会以这段历史为耻辱。
“文革”结束后，文化广场又恢复了演出的功能。这里经常举办音乐会，有时也放电影。我在这里听过日本歌手佐田雅治的演唱会，听过很多场交响音乐会。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故事片《追捕》，我就是在文化广场看的。一万多人坐在巨大的场子里，静静地看演出，听音乐，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广场结束了它的演出功能。巨大的剧场，拆除了舞台和座椅，成了一个空荡荡的大仓库。不过文化广场的名字，仍然被上海人叫着。这里有时会办一些展览会，记得我曾带儿子在这里参观一个关于恐龙的展览。巨大的马门溪龙骨架陈列于昔日的剧场，在孩子们惊讶的目光中昂首沉思，让人顿感时空的变幻和倒错。
这里后来变成了上海最大的花市。花市比一些乏味的展览更吸引人，这里仍然是我爱去的地方。被分隔成一家家花店的大剧场里，摆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鲜花，五彩芬芳，清香袭人，不买花，在花海中走走看看，也让人心情愉悦。每年春节前，我总要到花市中买回一大把腊梅和天竺，第二天骑着自行车分送给父母和亲戚朋友，让大家感受春天的芬芳。文化广场变成花市，虽然有点奇怪，但不失诗意。
终于有一天，那个有着巨大屋顶的古旧建筑在爆炸声中崩塌。这里，开始筹建一个现代化的音乐广场。两年前，花园中悄然耸立起中国第一个专门演出音乐剧的大剧场。被废弃了多年的文化广场，终于又恢复了它昔日曾有过的文化功能。这个剧场，据说是世界上最大、最深、座位最多的地下剧场。经过复兴路和陕西南路时，远观那被绿荫覆盖的白色屋顶，像波涛中驶来的航船，也像一条跃出水面的白鲸，让人期待屋顶下面将会飘旋出美妙的音乐。
这两年，我常常去文化广场听音乐会，也看过法国的芭蕾和用上海话演出的话剧。坐在幽深的剧场中，沉浸在艺术的氛围中，心中被牵引出来的，却是大半个世纪来发生在这里的种种往事。世事的变迁，人间的沧桑，在这里衍化成艺术的旋律。
南
去读诗吧
海南 蒋子丹
读诗之于我，是一种很奢侈的事情。虽然从小就有抄写诗歌的习惯，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当诗人的梦，但我必须承认我离诗歌其实很远：迄今为止只在三十年前发表过一首诗，曾经能够默写背诵的诗歌经典，如今也只记得不多的一些断句残章。
然而在2013年，读诗这么奢侈的事情却一再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从苏东坡到里尔克，书柜里能找出来的诗集悉数翻看之后，还到网上书店去搜了几本来读。最后获得了两个感想：一是经典就是经典，无人可以撼动；二是什么样的年龄，就会找到什么样的诗歌为伴。第一句是尽人皆知的道理，说出来几乎等于废话。第二句或可列出几句子丑寅卯来。
诗言志，诗亦言情，作者的情志跟诗歌密不可分，依我的体会，读诗的质量同样跟读者的情志密不可分，你的志向与心情，会左右你的眼睛，在浩如烟海的诗歌中，找出在当下最能触动你的诗句，以及能够让你引为高山流水级知音的诗人。回顾我读诗的经历，这个结论有根有据。要是把我自己读诗的量用曲线标记出来，1986年和2013年一定大大高于其他年份。这两年在我的经历中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回想起来，1986年大约算得是新时期文学大跃进的一年，也是让所有文学青年们都很亢奋的一年。我也很亢奋，除了文学杂志编辑的工作，让我很投入也很享受之外，小说一篇篇写着，顺利地发表出来，然后就马上有了出集子的机会。生命的天空每天都亮得让人炫目，没有阴天也没有云雾，一切都笼罩在光明之中。可是有一天，我读到了艾米莉·狄金森的诗，这些诗忽然让我意识到自己的天真与浅薄。“死后的早上/屋里一片忙乱/打扫干净心房/收拾起爱情/我们不再使用/直到永恒”。我也不知道，这样的诗句怎么会如此强烈地吸引了自己。也许这是我第一次正视文学中的死亡，从而印证了我对死亡的想象，跟她的描述一模一样。我想是她的诗歌催熟了我的内心，使它由单一的热情变得沉郁了许多。这一年，我用她的一句诗“昨天已经古老”，作了小说处女集的书名。
一晃二十七年过去。2013年几乎一整年的时候里，我真正目睹了死亡说时漫长、那时猝不及防的过程。一个与我虽未有着血缘关系，但情感上相当亲密的姐姐罹患肺癌，让我见证了一个尚未衰老、非常顽强的生命之凋谢。有那么多的时日，她曾无助地望着我，我也只能无奈地看着她，看她一步步走向彼岸。两个月前，她彻底解脱了自己，却把一个灰暗的背影留在我的生活中。我变得前所未有地涣散，甚至于倦怠，而内心又对自己十分不满。在这个时候，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句像子弹一样，一颗颗射中了我：“最残酷最痛苦的监狱/是没有四壁的”“什么是死亡？在女人的子宫/和大地的子宫间/运行的班车”“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据说，仿效是容易的/噢，但愿我能仿效大海”……我读着它们，走出了心的牢笼，至少在眼下走出了死亡的阴影。
阅读的经验给了我一个结论：假如你的感觉太好，去读诗吧；假如你的感觉太坏，去读诗吧！阿多尼斯还说过：“诗歌终结的时代，不过是另一种死亡。”你信吗？我信。
西
一件小事
四川 阿来
我在西湖边行走，看春天初到时节，滋润柔软的湖光山色，以及初放的海棠与樱花。赏心悦目之后，打算进城去，寻一点当地的饮食。一路上，没有什么可看的，便看广告，看着看着，心里便不舒服起来。因为其中的一则广告。
那是一个刚去世不久的画家的画展的广告。这样的画展其实就是卖画，或卖画的铺垫。我喜欢这个画家，因为他的画，因为他始终如一的探索精神，因为他在画作不断被拍出高价时，依然过着淡泊朴素的艺术家的生活，因为他画作之外那些严肃动人的随笔。这个画展的广告语却用这位去世画家的口吻很谄媚地说：想念我了，就来看我。那位画家若还在世，绝不会允许自己用这样的口吻，来邀集这个俗世的关注。可见，准备展出他画作的人，并不懂他。因此想到艺术在我们这个拜物比较疯狂的社会中的命运，不禁生出强烈的惆怅。
湖光山色与春天花朵引起的愉悦便减少了许多。
就这样信步走在这个城市，被不同的心情与感受缠绕时，我来到了一个路口。
这个路口，没有红绿灯，但有一条斑马线，是允许行人过街的地方。通常，行人走到这样的街口，就应该紧张起来了。在这条钢铁躯壳的大小汽车风驰电掣的车流中，作为一个行人，要去到街道那边是不容易的。你得在时密时疏的车流中找到一个空当，在左顾右盼中来一次小小的冒险，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搬运到马路对面。
当我来在这样一个路口，要在车流中寻找一个空当的专注，使我把刚才的愉快与不愉快都迅速抛在脑后了。一辆辆闪闪发光的轿车从面前飞驰而过，带起的风扑在脸上，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警告。马路上正是高峰时间，我几乎找不到期望中的空当。就在我打算再步行一段，找一个有红绿灯的路口时，从未经历过的事情发生了。一辆公交车停在了斑马线前。然后，我看到司机正在对我挥手示意，我懂了，他是在告诉我，请过去吧。但我还在犹豫，也就是说，我并不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这时，因为这辆公交车的示范作用，其它经过路口的车也停了下来。公交车司机再次挥手，这回我知道，我可以正经地享受一下交通法规所授予的路权了。我过了马路，几个像我一样的游客也过了马路。
站在路边，回看重又奔腾的车流，感到暖洋洋的阳光照在身上，身体内部有什么被唤醒了，那是另一种温暖。
我想说，这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时时处处的，我们的社会总是在小事情小细节上缺少温情，所以，这么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却能给一个旅人在一个陌生城市里一种特别的温暖。
我甚至生出期待，也许不久，这样的情形会在所有的路口出现，在别的城市出现。这似乎很容易，但容易的事情偏偏就是不容易出现。
这篇小文章，其实是抄袭了鲁迅文章的题目。也许是因为那篇文章也是讲人与车的，也是中国马路上的事情。不止一代中国人，在课堂上熟读过这篇文章，说不定还有上千万的人写过这篇文章的读后感。但是，当我们坐进那辆有着亮闪闪钢铁躯壳的汽车，而貌似强大，或者自感富有时，那些曾经有过的善念，有时竟离我们远去了。
北
走了老陶，烂了香蕉
辽宁 王充闾
这一筐香蕉，是云南省文联一位文友特意带过来送给老陶的，可是，电话挂了个遍，老陶却杳无踪影，最后找到了我。我是满口答应，代为转交。因为我知道，岁尾年初，老陶是绝对不会外出的——他有脱不开身的“急务”。
所谓急务，就是专门书写贺年卡。他练得一手秀洁端丽的小楷书法，每年一到这时候，市政府以及所属部门，就会找他用毛笔书写贺卡。什么事都讲究“规格”，贺卡自然也不例外：层次最高的是由领导（或秘书）提供词语，书家恭楷缮写，着意题好上下款；次一等的，印刷体的现成拜年话，上下款毛笔填写；一般的由办公人员在普通贺卡上代领导签名或盖个印章；等而下之的，领导名也不签，只在信封外面写上收信人。老陶干的活，属于前两种。由于找他的部门多、领导多，对象远及海外，上达京师，因而数量也多得惊人。
说来，贺年卡的时兴，起码也有20年了；近年更趋红火，“跑部”“上省”的激增，对外、对台港澳发的贺卡也呈翻番之势。可别小瞧这张纸片，有它在前面引路，再见面话题就有了。为此，市内竟有几家公司挂牌，专门承揽印制、书写业务，俨然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这里有个机制——各单位的一把手收贺卡自然最多；而在那些主管人、财、物、证的部门，分管领导必须尽先送到，但同为副职，漏了谁也不好；还有掌握实权的业务处室。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
在本市，生意最好的是妹夫在政府办当副主任的老范。除了包揽写字，他还经营贺卡印制，可谓左右逢源。2009年冒了个新高，印制了上百万张，销售一空。听说有个街道办事处被摊派2000张，使了吃奶的劲，也只发出一百六七十张，剩下的就都堆放在扫雪工具仓库里。可是，事有不测，老范竟在一个小事上砸了锅。原来，这年正逢己丑。“范书法家”以为，现在时兴繁体字，那么，“己丑”不是应该写成“己醜”吗？特别是寄往港澳台的，若是用简化字，岂不“掉价儿”！于是，这年凡是由他书写的，包括那些寄给高级领导和重要人士的，都一律写成了“己醜年”。发出之前，没有谁提出疑义。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澳门一位客商打来电话予以指谬。这才引起了领导的重视，让办公室工作人员分别用10台电话，一一向收信人纠正、道歉。绝大多数都回答说：“没注意呀！”因为人家根本没把贺卡当回事，成百上千的，有的甚至没有启封，就扔进垃圾桶了。
这也提醒我们，发放那些东西纯粹是形式主义。由于缺乏真情实感，所以也没人看，凭空浪费公款，浪费纸张（须知，那些特制贺卡，都是高档竹、木浆纸呀），浪费人力，可谓劳民伤财。这种“走形式”的做法，其实古已有之。见诸宋人笔记的：京城过年，有一士人不想每家每户亲自拜访，便想出一个偷懒主意，自己先写好祝福卡片，然后吩咐仆人每到一被访之家，便在那家门口放上一张，随手敲门，却不等门开，赶快溜走，意在让主人以为他亲自来拜访过。后来，这种作伪行径还是被人拆穿了。
由于出了纰漏，致使范家丢了生意；这样，我的文友老陶便颖脱囊中，崭露头角。政府办主任亲自接见，向他部署了任务，说：“此事关乎发展大局，我们不差钱。一定要高端、气派、上档次，纸张要高档，印制要精良，字体要秀美。”名曰彰显本地形象，实为联络领导感情，此乃花公家钱办私人事之范例也。可在老陶听来，却如纶音佛旨一般，立即着手研究改进贺卡样式，加大标准尺寸，扩展咖啡、墨绿、深紫、猩红等色彩模式。纸片型之外，又增加了立体型、烫金型、绸缎型，最高品位的每张可值六七十元。“功夫不负苦心人”，连续三年，赚了个钵满盆满。由于任务完成得出色，春节过后，政府及所属有关部门的办公室主任，还联席宴请一番，也算是名利双收。
可是，今年生意却暗淡了。老陶在家一直等到了12月中旬，仍然门庭冷落。而他的风湿症又发作了，整天是胯骨酸、膝盖痛，夜间无法入睡。于是，就领着老伴到熊岳温泉洗汤去了。他一走了事，只是那一筐香蕉，眼看着变黑霉烂，又叫我如何处置？
中
有高铁的日子
湖北 刘醒龙
这两年，朋友来武汉，或者自己去外地，在一起说着话，总会情不自禁地提到高铁。而我也特别愿意与他们聊高铁。谈起高铁，就像谈自己开的汽车，自己种的菜地和花草，自己写的满意与不甚满意的文字。
朋友圈内都晓得我不爱坐飞机，因为我天生不敢“登”得太高。偶尔坐一次都是实在没办法。最近一次是前年从太原去杭州，因正赶上沙尘暴，飞机起飞时的那个难受劲儿，让我在近两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乘飞机出行。去年到今年，多次接到云南、贵州、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邀请，一想到去那些地方只能乘飞机，心里就打了退堂鼓。飞机不敢坐，火车又太慢和太乱，有些地方有事不得不去，就只好开车，譬如去泸州、亳州、宁波和武威，路途较远，好在我喜欢开车时那个酷劲，只是来来回回，耗时较多，有些不划算。
因为如此，我现在喜欢与朋友开玩笑，说中国高速铁路是为我这种德性的人设计制造的。甚至与他们说，等高铁修到你们那里了，我才能去你们那里走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年我敢于不坐飞机也是被高铁惯的。待在武汉这地方，能切身感受到100多年来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机遇，一是民国时期京汉铁路的开通，二是共和国时期长江大桥的修建，三是现如今像蜘蛛网一样向全国各地辐射出去的高铁。
汽车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我仍旧是那个安于写作的奇葩宅男。
电脑也没有改变我。过去与现在我仍旧是不与太多光怪陆离事物或时尚风潮亲密接触。
然而，高铁改变了我。首先高铁让我深深喜欢上自己所在的城市。曾经，自己是何等不客气地批评甚至批判这座城市的恶俗与落伍。然而几乎是一夜之间，武汉就成了出行极为便捷的高铁运行之所，其车行天下的优雅气质，也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城市形象，更是改变了我因为不愿意坐飞机而尽量减少出行的习惯。这一年，绝大部分时间我都关上手机闭关写作，就是这种誓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也没办法阻止我乘高铁去广州三个来回，去南京三个来回，去北京一个来回，去上海一个来回，去济南一个来回，去长沙一个来回，加上从武汉至太原，从西安至武汉各一趟，还有已经买好了票，因故不得不退票的往北京等地的好几个来回。最漂亮的一次是去中山大学办讲座，早上出门，到广州吃过午饭，小睡一阵，下午两点半开讲，讲座结束后，又上高铁回武汉，晚上11点，又是习惯中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景象，以至于家人都怪怪地望着我，好像我根本没去过广州一样。
高铁更让我改变了写作习惯，写作多年，成稿的多是大部头，相对而言，随笔散文一类的小稿子，因为觉得时间上不合算，常常想写又不愿意写。坐上高铁感觉就不同了，四五小时车程，独自一人时，只用来打盹太可惜，正好打开电脑，用上两三个小时，足以写成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与朋友们聊起这些，也有不以为然的，说飞机也能做到这样，候机时，飞行时都能写一写。但朋友也承认，候机时不管是飞机正点还是延误，总令人心神不定害怕耽搁，飞行途中更是如此，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有提醒说是遇到气流，小心颠簸，让人收起小桌板和电子设备，在这种环境里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高铁改变了武汉自不待言，高铁正在改变中国，也是不争的事实。当中国的高铁从哈尔滨通达到深圳市，从上海延伸到成都，先前那些诅咒的声音也像是在一夜之间消失了。大概是那些人实在不好意思再违反常识，肆意歪曲在3000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奔驰的高铁，与在300公里的日本新干线上跑着的快速列车是一回事。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再过些年，崛起的中国将因为这项改变世界的伟大贡献而真正受到世界的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