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

作者： 韩庆祥

2017年09月18日原载： 光明日报　

　　从人学角度总体审视当代社会发展，首要应思考的是资本与人及其关系问题。

　　马克思文本中的资本逻辑与人的逻辑

　　马克思毕其一生的理论探究，就是在“书房与现实”的结合互动中，揭示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的历史必然性和价值合理性。这是他整个思想理论的主题和主线，他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展开的，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历程，也是围绕这一主题和主线而进行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基于人本主义或价值尺度，展开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在他那里，异化劳动有4种基本形式：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异化；人和人的异化。其中蕴含的逻辑，就是马克思从对劳动的思考走向对资本的关注，从对物的思考走向对人的关注，因为其落脚点是注重人和人的异化，而资本背后的实质，表达的是人和人的经济社会关系。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六条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的思想要实现一种转变，即从对人的类本质的价值关注走向注重对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历史分析，为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现实的个人出发，一步一步地研究现实的个人内生出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创立了唯物史观。这一唯物史观着眼于从历史尺度出发研究问题，确立起了研究社会历史发展问题和人的发展问题的历史尺度。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人的尺度）的统一，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尺度看到了资本的历史进步方面，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又运用价值（人的）尺度看待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资本的历史局限，即它使人丧失了自主个性。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要超越资本的逻辑和资本主义社会进而走向人的逻辑，力求构建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一联合体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坚持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来系统揭示资本的逻辑且走向人的逻辑。马克思首先运用历史尺度，揭示“物的依赖”、商品拜物教和资本主导逻辑出现的历史必然性，认为资本的逻辑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运用价值尺度，力求揭示资本“吃人”的本性，认为资本的逻辑是把资本当作社会的主体和目的，而把人当作资本增值的客体和手段，因而应超越“物的依赖”和资本主导的逻辑，进而走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实际上，整个马克思学说的总问题，就是分析揭示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社会的逻辑，由资本逻辑走向人的逻辑，以真正解决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问题。

　　当代西方社会资本逻辑的困境

　　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种种困境，资本主导的逻辑是导致当今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的总根源。笔者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基因和性质决定了西方社会在各个领域必然遵循资本主导的逻辑。自资本主义在西欧兴起以来，一部世界近代史，就是资本主导逻辑驱动下的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史。历史来看，资本创造了近代工业文明和西方文明，推进了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然而，就其实质来讲，资本的本性是通过运动实现价值增殖，是通过榨取剩余劳动而使自身增值，是“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压低工人工资来获取最大利润），而资本运动是无休止的，哪里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它就会出现在哪里，同时危机也会出现在哪里。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都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天生具有剥削、“吃人”、扩张、掠夺的本性，资本扩张到哪里，资本就会在哪里“吃人”，资本的战车也会开到哪里。

　　资本主导的逻辑以在全世界追逐和攫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而当西方社会从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过度攫取并挥霍超额利润，使得全球市场出现社会需要严重不足时，当某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红利被攫取殆尽时，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就必然出现困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困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西方社会陷入的困境，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实体经济不振；在政治领域体现为调节无力；在社会领域聚焦为贫富差距拉大；在意识形态领域展现为虚伪性暴露。可以说，当代西方社会出现了“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治理赤字”三大赤字。西方困境或三大赤字，说到底是以资本为主导的逻辑所导致的制度基因和缺陷造成的，是基因型、制度性缺陷。资本主导的逻辑一定意义上能解决“物”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而且会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这就为“人的逻辑”出场提供了宏大的世界性场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

　　1992年，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我们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开始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从历史尺度看，在一定历史时期，我国在经济领域利用资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激活其他生产要素，注重投资规模驱动也可以拉动经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于是，便出现了对资本的运用和管理问题，即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资本监管等。应当说，在资本运作问题上，我国把它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并没有出现资本占有整个社会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的所谓资本主导的逻辑。然而，投资规模驱动和资本运作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是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二是存在着权钱交易或资本围猎权力进而污染政商关系的现象。

　　针对上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又特别强调要牢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并将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彰显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围绕这一逻辑走向，在实践上，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一是学会利用和限制资本，使其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二是割断权力和资本勾结的纽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可以利用资本，但不能被资本所俘虏，可以运用资本，但要严格限制资本，不能让资本占主导，需要投资规模驱动，但坚决反对资本围猎权力。三是构建新型政商关系，即“亲”“清”关系。四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五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把人民根本利益当作尺度，坚持人民至上。

　　（作者：中国人学学会副会长、中央党校校委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