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是为了获取效益而投入资金用以转化为实物资产或金融资产的行为和过程，是投入和运用资金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过程。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以高科技产业为支柱，以不断创新为核心的经济。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时期，知识经济的程度水平对投资总是直接地全方位地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布局。
投资布局是指投资资金在一定的空间领域内的分布状况，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势必影响投资的布局，而其中社会基础的差异，对投资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基础主要是指人和社会的素质状况。它是在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反过来制约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中，劳动力的素质和社会的进步程度是构成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导致地区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较高的人口、社会素质，资源再多、投入再多也无济于事，在低水平下投资和开发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反之，有了好的素质，即使没有资源和自然条件也可以转换出来。例如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靠的是日本国民较高的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素质。改革以后我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体制改革和具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劳动力队伍，他们比较熟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对投资、生产、销售的方式和技术较为了解，对符合商品经济要求的规章制度、体制建设较为熟悉，因而在短期内便使本地区经济发展起来，而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由于人口素质和社会素质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在沿海出现投资、生产热潮，资金严重短缺的同时，这里却时常出现资金和外汇无处使用并相对过剩的现象，而且投资投向非生产领域多，其直接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大低于沿海地区。
根据反梯度理论的观点，现代技术转移有两个特点，一是技术转移是按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推移的特点来实现的；二是以超越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特点转移技术。这两个特点的综合，就表现为技术转移的逆向效益规律，以此认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部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西部的产业也已成为全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许多省份其产业素质、经济效益并不低于东部，一些大型企业的技术装备和劳动力素质不仅不低于而且已经超过东部地区的同类企业。在这种条件下，西部地区同样存在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跳跃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可能性。
二.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结构。
投资结构是指投资总量中各个分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投资的主体结构、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和投资的使用结构。在投资的使用结构方面，生产性投资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诸如农业投资、轻工业投资、重工业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关系，基础工业投资和加工工业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建筑工程投资、设备及其安装工程投资的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大型项目、中型项目和小型项目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按技术水平高低来分的投资项目的技术结构等等，都受到知识经济的影响。以下结合分析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关系，说明知识经济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是通过外延的形式来实现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指国民经济中为了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建造、购置、安装固定资产的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工作，包括通过新建、扩建、改建、恢复等形式实现的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则主要是通过内涵的形式来实现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包括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目的在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经济效益的目的。两者的比例关系，即各自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技水平。从短时期来看，决定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国民经济中积累基金校长的数量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更新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主要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被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变化的基本规律。
三.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效益。
投资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获取效益，包括财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投资的性质决定了企业投资主要以效益好、盈利多、资金回收快的项目为重点，在投资规模上是以中小型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为重点，在投资的性质上主要以采用先进技术、对企业进行更新改造为重点。投资效果取决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共同作用，是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综合活动的结果。其中，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投资经济效果取决于人们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是因为，投资的任何经济效果都是劳动过程中节约和创造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劳动越熟练，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劳动组织形式越完善，则生产建设的个别劳动消耗越少，投资经济效果越大。因此国民经济技术进步对于提高投资经济效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生产工具的质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其结果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大大提高投资的经济效果。从国民经济范围看，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注重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科技部门和生产部门联合攻关，发展国民经济技术进步事业，提高机器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投资经济效果。（胡 顺 哉）
一.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布局。
投资布局是指投资资金在一定的空间领域内的分布状况，是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势必影响投资的布局，而其中社会基础的差异，对投资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基础主要是指人和社会的素质状况。它是在经济基础有了一定的发展以后所产生出来的新的差异，而这一差异又反过来制约着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其中，劳动力的素质和社会的进步程度是构成投资环境的重要内容，也是导致地区经济更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没有较高的人口、社会素质，资源再多、投入再多也无济于事，在低水平下投资和开发只会造成更大的浪费。反之，有了好的素质，即使没有资源和自然条件也可以转换出来。例如战后日本经济的起飞靠的是日本国民较高的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素质。改革以后我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也是由于体制改革和具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劳动力队伍，他们比较熟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对投资、生产、销售的方式和技术较为了解，对符合商品经济要求的规章制度、体制建设较为熟悉，因而在短期内便使本地区经济发展起来，而内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由于人口素质和社会素质相对较低，改革开放以后，在沿海出现投资、生产热潮，资金严重短缺的同时，这里却时常出现资金和外汇无处使用并相对过剩的现象，而且投资投向非生产领域多，其直接经济效益低下，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大低于沿海地区。
根据反梯度理论的观点，现代技术转移有两个特点，一是技术转移是按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推移的特点来实现的；二是以超越现有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主要特点转移技术。这两个特点的综合，就表现为技术转移的逆向效益规律，以此认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部已基本上建立了完整的产业体系，西部的产业也已成为全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部地区许多省份其产业素质、经济效益并不低于东部，一些大型企业的技术装备和劳动力素质不仅不低于而且已经超过东部地区的同类企业。在这种条件下，西部地区同样存在引进先进技术，实现跳跃发展、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可能性。
二.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结构。
投资结构是指投资总量中各个分量之间的比例关系，包括投资的主体结构、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和投资的使用结构。在投资的使用结构方面，生产性投资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诸如农业投资、轻工业投资、重工业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关系，基础工业投资和加工工业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建筑工程投资、设备及其安装工程投资的比例关系，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大型项目、中型项目和小型项目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按技术水平高低来分的投资项目的技术结构等等，都受到知识经济的影响。以下结合分析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关系，说明知识经济对投资结构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分为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是通过外延的形式来实现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主要是指国民经济中为了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而进行的建造、购置、安装固定资产的活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其他工作，包括通过新建、扩建、改建、恢复等形式实现的固定资产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则主要是通过内涵的形式来实现固定资产的扩大再生产，包括固定资产的更新和技术改造，目的在于提高产品质量、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节约能源、降低消耗、全面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综合经济效益的目的。两者的比例关系，即各自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科技水平。从短时期来看，决定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大小的主要因素是国民经济中积累基金校长的数量以及社会所能提供的物质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但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更新改造投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主要受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一变化趋势被认为是固定资产投资重点变化的基本规律。
三.知识经济影响投资的效益。
投资的动机和目的在于获取效益，包括财务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投资的性质决定了企业投资主要以效益好、盈利多、资金回收快的项目为重点，在投资规模上是以中小型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为重点，在投资的性质上主要以采用先进技术、对企业进行更新改造为重点。投资效果取决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自然条件等多方面因素错综复杂的共同作用，是社会、经济组织和个人综合活动的结果。其中，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下，投资经济效果取决于人们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是因为，投资的任何经济效果都是劳动过程中节约和创造的，劳动积极性越高，劳动越熟练，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越高，劳动组织形式越完善，则生产建设的个别劳动消耗越少，投资经济效果越大。因此国民经济技术进步对于提高投资经济效果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生产工具的质量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在固定资产投资中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设备，其结果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降低消耗，降低成本，大大提高投资的经济效果。从国民经济范围看，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制订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注重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有计划、有重点地组织科技部门和生产部门联合攻关，发展国民经济技术进步事业，提高机器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投资经济效果。（胡 顺 哉）
知识经济呼唤构建知识产品经济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名的《第三次浪潮》和《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就天才性地预见到：在农业经济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在工业经济社会，机器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财产；而在超工业经济社会里，主要财产变成了无形的知识财产。实践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未来大师阿尔温•托夫勒的预见是惊人地吻合：人类已经跨越了长达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社会，我们正处于的工业经济社会也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然而当世界刚刚步入21世纪，一个建立在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社会正向我们走来。
无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工业经济时代，还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类创造的知识体系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不竭的基本力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趋势越来越表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困难不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物质资源的不足，而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变革社会和解放自我的知识产品资源的匮乏。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天然物质资源在社会的各个发展时期总是恒定的，而人类开发和利用这些物质资源的知识产品的生产相对却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因此，最佳效率配置稀缺的知识产品资源比最佳效率配置稀缺的天然物质资源对经济学更具有意义，因为在天然物质资源恒定的条件下，知识产品的最大化、最优化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因素。
21世纪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产品特别是其中的技术产品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时代，因此，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更应关注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等经济问题的研究。
知识产品在人类劳动产品体系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节节攀升，不仅迫切需要经济学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理论诠释、实证上的验证，更迫切需要经济学在微观层面上研究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规律。然而，由于知识产品是与普通实物商品截然不同的另类产品，因而建立在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产出量的实物商品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依然把知识产品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面对知识产品生产的劳动投人与知识产品产出量的不规则梯级增长规则和知识产品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递减规律；面对不同知识领域的知识产品的互补分立性竞争与同一知识领域知识产品更新替代的竞争关系；面对知识产品交易的特殊方式选择、合约履行机制和特殊的价格决定与调节机制等等，传统经济学呈现给人们的更多的是难以逾越的困惑、危机和无法弥补的局限。李嘉图说过：“有些商品”??“劳动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属于这一类的物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所以，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可见，传统经济学视野中显然没有像雕刻和图画等之类的知识产品。至少可以这样讲，传统经济学局限于实物商品所取得的理论、规律和结论在没有证明可适用于知识产品之前，不可简单地直接套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等规律的研究。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知识总量在宏观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信息经济、知识创新与管理等领域，并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体系，其杰出代表主要有熊彼得、阿罗、马克卢普、乔根森、罗默等。我国近年致力于知识生产、贸易、应用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有李京文、夏先良等学者，迄今为止，他们关于知识主题的有限的研究成果是开拓性的。本文主旨是在构建我国专门研究知识产品的学科—— 知识产品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其始点范畴—— 知识产品。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名的《第三次浪潮》和《预测与前提》一书中就天才性地预见到：在农业经济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财产；在工业经济社会，机器取代了土地成为最重要的财产；而在超工业经济社会里，主要财产变成了无形的知识财产。实践证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未来大师阿尔温•托夫勒的预见是惊人地吻合：人类已经跨越了长达5000多年的农业经济社会，我们正处于的工业经济社会也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然而当世界刚刚步入21世纪，一个建立在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与使用之上的新型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社会正向我们走来。
无论是我们正在经历的工业经济时代，还是我们未来将要面临的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人类创造的知识体系是推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永恒不竭的基本力量。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和趋势越来越表明，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困难不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天然物质资源的不足，而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变革社会和解放自我的知识产品资源的匮乏。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天然物质资源在社会的各个发展时期总是恒定的，而人类开发和利用这些物质资源的知识产品的生产相对却是可以无限增长的，因此，最佳效率配置稀缺的知识产品资源比最佳效率配置稀缺的天然物质资源对经济学更具有意义，因为在天然物质资源恒定的条件下，知识产品的最大化、最优化是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因素。
21世纪是人类社会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是知识产品特别是其中的技术产品成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的时代，因此，21世纪的现代经济学更应关注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等经济问题的研究。
知识产品在人类劳动产品体系中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节节攀升，不仅迫切需要经济学在宏观层面上进行理论诠释、实证上的验证，更迫切需要经济学在微观层面上研究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规律。然而，由于知识产品是与普通实物商品截然不同的另类产品，因而建立在随着劳动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产出量的实物商品基础上的传统经济学依然把知识产品排斥在研究领域之外，面对知识产品生产的劳动投人与知识产品产出量的不规则梯级增长规则和知识产品生产与再生产的成本递减规律；面对不同知识领域的知识产品的互补分立性竞争与同一知识领域知识产品更新替代的竞争关系；面对知识产品交易的特殊方式选择、合约履行机制和特殊的价格决定与调节机制等等，传统经济学呈现给人们的更多的是难以逾越的困惑、危机和无法弥补的局限。李嘉图说过：“有些商品”??“劳动不能增加它们的数量。属于这一类的物品，有罕见的雕像和图画”。“所以，说到商品、商品的交换价值以及规定商品相对价格的规律时，我们总是指数量可以由人类劳动增加、生产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竞争的商品”。可见，传统经济学视野中显然没有像雕刻和图画等之类的知识产品。至少可以这样讲，传统经济学局限于实物商品所取得的理论、规律和结论在没有证明可适用于知识产品之前，不可简单地直接套用于知识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等规律的研究。
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技术知识总量在宏观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信息经济、知识创新与管理等领域，并建立起了一套理论体系，其杰出代表主要有熊彼得、阿罗、马克卢普、乔根森、罗默等。我国近年致力于知识生产、贸易、应用与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有李京文、夏先良等学者，迄今为止，他们关于知识主题的有限的研究成果是开拓性的。本文主旨是在构建我国专门研究知识产品的学科—— 知识产品经济学的框架下，研究其始点范畴—— 知识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