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缺席的文学史

——从近年来三部“当代文学史”考察军事文学创作

时间:2011年10月31日   来源:文艺报   作者:朱航满 

　三种文学理念

　　据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上世纪90年代末统计，自上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后期，仅“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和出版就多达30余部，而在这些文学史中，显然以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及南京大学董健、丁帆和王彬彬三人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学术含量最高，影响最大，个性也最为突出。相比来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较为客观沉稳，主要侧重于当代文学史的流派、现象和思潮的梳理，史的意味最为浓厚；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显得另类十足，这册著作创造了诸如“潜在写作”和“民间意识”这样的文学史研究理念，试图给当代文学史以重构，强调了文学史的文学性表达，让人耳目一新；相比前两册文学史，由董健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则充满锐气，这册著作以“五四”文学传统作为当代文学史写作的脉络，提出了“立人”在当代文学史中的作用与意义，有着明显的精神指向，其精神气质不难让人想到复旦大学章培恒与骆玉明两位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文学史与文学学》中谈到文学史写作的任务：“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本雅明的论述揭示了文学史记录与它所在时代的关系，乃是密切的，也是苛刻的。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作为军事文学描述对象的战争已并非时代的主要内容，即使几次短暂的边境战争，也没有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较为长久和根本性的影响。缺乏新鲜资源的开掘与运用，对于军事文学写作者来说，显然是尴尬而无奈的，也导致了战争的记忆与想象最终成为军事文学创作的核心。洪子诚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并没有对军事文学的专门论述，而是设立了一个章节来讨论“对历史的书写”，并通过“革命历史小说”、“史诗性追求”、“《红岩》的创作方式”以及“另一种记忆”来对于17年期间的“革命历史小说”创作思潮进行研究。显然，洪子诚回避了“军事文学”或者说“战争文学”与“军旅文学”这样有关题材命名的文学概念，而是将军事文学的创作纳入到了特定的文学生产机制与生产环境中来予以考察；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更无任何军事文学论述的踪迹，诸如将17年大量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现象，只是纳入到了1949年到1962年的长篇小说写作热潮中去讨论，甚至在论者看来，这样的写作现象更大的原因只是因为当时的创作空间日益逼仄所造成的，而相比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文学写作，擅长以“颂歌”写作为目的的革命历史小说写作，可取者不多。

　　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对军事文学的写作给予了专章探讨，并以“再现战争艺术的画卷”为题，分别讨论了“战争文化规范与小说创作”、“战争小说的巨构性探索：《红日》”、“战争小说的传奇性：《林海雪原》”、“战争小说的人性美：《百合花》”，而编者的用心显然是试图以作品分析取代史论的形式来予以讨论的，这种对于军事文学的重视也与陈思和的个人研究有着密切关联，他早于上世纪90年代初便与学者王晓明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理念，并主张将当代文学史纳入到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中予以整体观照，而这种观照的结果其实便是三种研究的路径：一种就是洪子诚的文学史模式，乃是将当代文学史与之前的左翼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解放区文学、延安文学对接起来，一直发展到解放后的社会主义文学，这样的脉络本应对于军事文学研究具有很明显的参照意味，但由于论者过多强调了意识形态的构建与发展，而忽视了军事文学在当代文学中发生的意义与可能；董健等人的文学史模式则是将当代文学史与“五四”文学相对接，试图找出一个真正符合文学源流的脉络，这种文学模式实际上与1949年后以表达集体性的颂歌为目的的军事文学完全不能契合；与前两者不同的是，陈思和同时注意到了20世纪从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的文学写作实际上是充斥着一种特别的“战争文化心理”，甚至一直影响到当下的文学写作，这也是这册文学史写作会特别观照军事文学的另外一个因素。

　　三部文学作品

　　尽管三部文学史著作不但立意各异，写作的体例也是各有千秋，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注重文学现象，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注重作品分析，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则注重文学的体裁和样式，但无论怎样，这三部文学史都对文学作品给予了或多或少的具体观照，因为只有文学作品才是文学史的灵魂，脱离了文学作品来谈论文学史，就等于是缘木求鱼。因此，综观这三部文学史的写作，它们或多或少都提及了在当代文学史写作中有着较大影响，也有着较好文学品质的若干军事文学作品，但在三部文学史中均予以提及并给以重点论述的，则只有三部军事小说作品。让人感到巧合的是，尽管篇目十分有限，但这三部军事文学作品不仅都是小说作品，而且长短各异，很有代表意义，它们分别是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以及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当然，被三部文学史各自论述的军事小说还有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罗广斌与杨益言合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朱苏进的中篇小说《在绝望中诞生》、路翎的短篇小说《洼地上的战役》、徐怀中的短篇小说《西线轶事》以及王愿坚、峻青的部分短篇小说等，尽管这些小说也都堪称为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编写者因为种种因素，在论述中各有取舍，并未取得一致意见。

　　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但自身魅力十分明显，且均有多种解读的可能，也终究无法被历史所淹没，这三部被同时论及的军事文学作品便是明证。而对于这三部军事文学作品的取舍、解读与分析，则又显然是源于各自不同的文学理念与追求。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红日》被认为是“对历史的叙述”中的“史诗性追求”最为成功的一部，并认为在艺术思想上的造诣超过了之前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其成功是源于较好地结合了艺术与真实，并开阔地反映了壮观的战争场面以及丰富的人物形象，是当代“史诗小说”的真正开山之作；而在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则给予《红日》以“战争小说巨构性探索”的最高评价，其重点在于表达这部小说的创新与探索，分别是作家能够突破当时的历史传奇叙事而采取对于战争场面的直接表达，也突破了当时对于小说人物扁平化的叙述而采取丰富多样的性格模式来叙事，最后则是开创了战争与和平交叉转换的书写，这些都与当时的小说创作观念有所偏离；董健等人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则重点强调了小说中对于英雄人物的“人性”刻画，认为是突破了“当时流行的英雄典型的模式”，有其可贵之处。

　　茹志娟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近年来愈来愈被重视的作品，不但笔者所论述的这部三部文学史重视，连海外汉学家顾彬所论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劲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也给予很高的评价。这篇小说在整个当代文学史的独特环境中显得十分特别，尽管有过被埋没和被批判的历史，但都不能淹没它的光华。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茹志娟的这篇小说被归入到“对历史的叙述”中的“另一种记忆”，可见其独特和难以归类。而它之所以成功，在洪子诚看来一方面是由于它在短篇小说艺术中所取得的示范性成功，另一方面则是它在当时的“规范性写作”中的成功表达，也就是能够不突破禁区而获取了意想不到的文学效果。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给予这部短篇小说专节讨论，可见其重要，这篇小说被冠以“战争小说与人性美”这样的题目，并认为它是“一部不合时宜的小说作品”，其原因是风格上的“淡雅、精致、美丽”，在塑造人物上也侧重于写“生活中的普通人”，以及他们的“家务事”和“儿女情”，这些在当时都是非常另类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个案，而且茹志娟能够善于抓住人物的细节，写出独特而饱满的艺术魅力。董健等人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则强调了茹志娟的女性视角，这种通过女性视角来观察战争的角度在当时的小说写作中非常鲜见，而在具体的小说突破上的论述则与陈著基本相同，但编者无疑还是试图强调“立人”思想在茹志娟小说中的重要体现。

　　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写作于上世纪80年代，因此可以说，这篇小说与当时对于文学的探索及先锋写作的热潮是分不开的，但因为莫言当时的农民出身与军人身份以及写作主题和方式的鲜明，又常常被予以重新归类。在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粱》被归在“市井、乡土小说”的类别中予以论述，认为其作品是面向精神故乡的一次膜拜，同时也肯定了作品在艺术探索上的尝试，有强烈的感性化风格，但也提出了作家“对于感觉过于倚重，表现出控制不够，刻意追求暧昧意象的倾向”的缺憾。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则对莫言的《红高粱》予以高度关注，并在“生存意识与文学创作”的章节中以“对战争历史的民间审视”来重点探讨，认为《红高粱》的成功在于作家从一种“民间立场”的角度来审视历史和战争，同时开创了一个鲜活生动的民间世界，这不但区别于过往的战争历史小说写作，而且还体现了作家对于民间话语的某种寄托，但论者也提出作家由于“使民间世界认同为一种理想状态”，导致民间的粗鄙与丑恶也变得自然起来了。董健等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编》则将莫言的《红高粱》列入其1978年到1989年的中国式“现代主义”小说写作中去予以论述，认为莫言的小说写作受到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影响，是具有“现代意识”的探索，特别是在叙事角度与人物心理的探究上能够别出心裁，而对于作家笔下人物性格的饱满淋漓以及充满野性和勃勃生机的赞叹，都说明了论者对作家在张扬人性方面的肯定与赞同。

　　三个文学论点

　　学者戴燕在论著《文学史的权力》中谈到，由于现代教育体系的逐步形成，对于知识体系的选择与接受，使作为教科书式的文学史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因此，在探讨当代文学史对于文学思潮以及文学作品的取舍与关注的同时，有必要对于文学史中体现的文学本身的共同思考进行梳理，这样或许才能发现文学史之所以影响文学生态的内部原因。尽管在文学史的撰写中，因为不同的文学理念、视野和个人学养等多种因素，导致文学史常常会存有各种各样的遗漏或缺憾，但即使如此，也足够我们来反观当代文学的内部肌理，当然包括当代军事文学的写作与研究现状。通过三部文学史中对军事文学思潮与军事文学作品的论述，可以说，对于当下的军事文学写作者和研究者来说，如何反思文学之得失，远观文学之发展，有必要重申这样三个文学的论点：

　　一是真正的军事文学应是以有关战争的矛盾和冲突作为描述的主要内容。正是因为有了极为复杂和激烈以及不可调和的冲突，才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也有了足以让人为之悲喜的文学张力。在和平年代，军事文学多为和平军营题材的文学写作，加之军事文学写作的特殊意识形态要求，便导致军事文学很难有强烈的冲突，这也是导致军事文学在和平年代的现实题材写作中难有大作品出现的关键所在。即使有作品可以引起较大关注，也多取材于不关现实的历史战争或特殊的生存环境，题材的狭窄与选择的逼仄，导致了军事文学的裹足不前。现实主义军事题材写作有所收获的应该算是朱苏进的部分军事小说创作，作家反其道而行之，将外界的冲突转变为人物内心深处的矛盾与冲突，可谓别出心裁，但显然也难以深入和继续。因此，在没有战争发生的和平年代，如何表现战争年代或者和平时期军旅生活的对立、矛盾与冲突，才是军事文学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突破所在。

　　二是真正的军事文学应以文学性的创新和突破作为写作的自觉意识。军事文学并非一种写作的体裁，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文学题材的特殊划分，因此，其归根到底还是要在文学的领域内进行言说。因此成功的军事文学作品都不只是政治的产物，而是同时兼顾到文学性的追求与突破的。诸如《红日》在“史诗性”上的追求，突破了之前传统的“传奇性”叙事的写作惯性，在表现壮阔的战争场面上有了新的艺术表现；《百合花》在风格上的淡雅、宁静与感伤，打破了当时的军事文学写作宏大与欢快的叙事美学一统天下的格局；而《红高粱》则以先锋的姿态，采用多种视角和奇特的风格，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美学特征，这些都应该在文学史上予以肯定。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政治与文学之间拉锯，诸如《红日》与《百合花》都是在兼顾政治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的注重了作品的文学性；而莫言的《红高粱》则将作品的文学性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是作家自由表达的一种独特方式。不管怎样，将一个时代的文学性的创新与突破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军事文学才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