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与鲁迅的小说
作者：顾 农
2013年02月04日 来源：文艺报
为了深入地研究中国小说史，写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读了大量的古代小说；因为数量太多，无聊的东西也就很不少，读得很辛苦。他曾经对青年朋友感慨地说：“一扎一扎的旧小说，看起来也够受了。”(徐梵澄《星花旧影》，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鲁迅早年同他的老朋友谈话时，又曾说起“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他又说：“不能够写整个的，我就捡一点来写。”(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载《鲁迅回忆录》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出版)
一般说到鲁迅与吴氏《儒林外史》的关系，往往着重讲讽刺的艺术，而鲁迅本人却着眼于风俗的描写。
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四十六回是《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而真正写到五河县恶劣风气的却在其下一回开头，其中最为集中的一段是形容怀才不遇的五河县世家子弟、知识精英虞华轩其人道——
五河县风俗，说起那人有品行，他就歪着嘴笑；说起前几十年的世家大族，他就鼻子里笑；说起那个人会做诗赋古文，他就眉毛都会笑。问五河县有甚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甚么出产希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那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那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
一个有钱有势的彭乡绅，以及开当铺的方老六——据成老爹说，“府里太尊、县里王公，都同他们是一个人，时时有内里幕宾相公到他家来说要紧的话。”——就弄得大家五体投地，无限佩服，群起而捧之。这样的追星族一多，这地方也就实在很可怕了。虞华轩愤世嫉俗，根本看不起这种种恶俗，遂一味嬉笑怒骂，玩世不恭。
鲁迅写小说也很注意描写风俗，其中固然有一般的民俗，例如《祝福》中描写旧历年底的忙碌之类，而更为注意的是揭发传统风气中的负面，暴露旧社会的病态；而这样的描写又不靠细细地讲故事，而是用比较概括的叙述，相当于一种漫画式的画像。
试从《呐喊》里举几个例子来看。《头发的故事》一篇中，愤世嫉俗的老革命党人N先生大发议论道——
我们的很古的古人，对于头发似乎也还看轻。据刑法看来，最要紧的自然是脑袋，所以大辟是上刑；次要便是生殖器了，所以宫刑和幽闭也是一件吓人的罚；至于髡，那是微乎其微了，然而推想起来，正不知曾有多少人们因为光着头皮便被社会践踏了一生世。
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
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已留定了，洪扬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候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
头发的有无和式样看似不痛不痒大可随便，而事有大谬不然者。头发问题再度变得严重起来，是上世纪60年代中叶“文革”之初期，那时对付“牛鬼蛇神”的一大惩罚就是把他们的头发乱剪一通，普通人也不敢掉以轻心，保留原先可能有“封、资、修”嫌疑的头发，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年纪大一点的应当都还记得。都是些什么风俗啊。笔者曾经就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文革”与头发》，《寻根》2000年第2期)，这里就不去多说它了。
《阿Q正传》尤其注意描写未庄的风俗，其中亦多有发人深省者。鲁迅写道——
未庄通例，倘如阿七打阿八，或者李四打张三，向来本不算一件事，必须与一位名人如赵太爷者相关，这才载上他们的口碑。一上口碑，则打的既有名，被打的也就托庇有了名。
这样的通例，现在似乎也并没有完全过时，凡名流大腕的琐屑私事，例如什么结婚、离婚、走光、出丑，全是大新闻，小报记者忙得跌跌爬爬，无聊读者看得津津有味；如果要炒作，找一位名人对骂一场或干脆打官司，乃是三十六计中竟然未尝提到的妙法。
《阿Q正传》又写道——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女人就是祸水，出了什么乱子，总得找出一两个坏女人出来承担责任。鲁迅后来在杂文中感慨道：“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久远了。”(《花边文学·女人未必多说谎》)她替自己伏罪，那是活该；替相关的男人伏罪，则未免冤枉。
小说总是要写具体的故事，而在其中适当地加上一点范围大小不等的“通例”或风俗，则分量马上不同，盖可以由特殊而一般，这“一般”又并非公式或教条，而是生动活泼、发人深思的。所谓咫尺而有千里之势，往往因此得以形成。
鲁迅读书，面广量大，他善于披沙拣金，又能一以贯之，将研究与创作打通了思考——这个所谓“一”就是他的眼光和创造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