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云罗群雁飞

——2012年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述评

作者：王凤英

2013年02月27日 来源：中国作家网  

　　从创作的整体趋势上看，2012年的军旅文学延续了一直以来的良好势头，中短篇小说作品在加大观照当下军队现实生活时力图进入到对信息化条件下军人精神内核的反映，进入到对部队执行多样化任务中现实问题的整体性思考。越来越多的作家有意识将笔触深入到异域空间进行拓荒式探索，抑或颇具耐心地细致表现军人感情世界的心灵航道，对人情、人性、人生进行尝试性体认。

　　异域视角的心理指认

　　类型化、模式化成为当下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倾向，如何重塑当代军人形象，以不凡的军人品格冲击固有的叙事惯性和想象惰性，如何以新的审美经验履行讴歌主旋律的使命任务，是相当多的军旅作家着力抵达的一种审美理想。马晓丽的《俄罗斯陆军腰带》(《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2期)以一次中俄两国军队联合演习为故事框架，以一根腰带为叙述视角，中俄两军之间的差异和变化在并不为人熟知的异域空间通透地呈现。这个区域充满了迷雾，而正是这团迷雾击中读者，并因其无穷的新奇带来了阅读期待：中方中校秦冲和俄军上校鲍里斯曾同为中俄边境的边防连长，同一段国境线各据一方，在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开始后意外聚合。对秦冲来说，那些过去的误解和隐痛并没有从心里真正过去，时时跳出来并快速发酵，发生过诸如种菜、打兵、拜访、交换军品等一系列事件后，两个人也在交锋中将中俄两国军人的文化、情感、生活方式诸方面的差异一一展示、碰撞、交流，从排斥、不理解到逐渐认同，摹写出了两国军人不同的气质和相同的军人本色。从秦冲对鲍里斯的恩怨纠结到鲍里斯主动向秦冲交换腰带，作品瞬间完成了友谊和相互学习的心理指认，不动声色地谱写成一曲新时代军队的高昂赞歌。作家显然采用了意识流的笔法，不同时期的故事层次清晰地交叉叙述，加之作家对军事题材良好的驾驭能力，在拓宽了读者审美边界的同时，极大超越了角度限制。

　　刘广雄的《瘙痒》(《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4期)颇有象征意味，以“我”身上无来由的瘙痒和无来由短暂消失的奇怪病痛结构全篇，小说寻找军医丁阿胡的过程不啻一次千奇百怪的心理“瘙痒”发作。丁阿胡医术只高超在找他看病的人的想象里，而那些人的病大部分来自于一种自我感觉，自我感觉其实是一种缺少病理学支撑的精神迷失，而“我”仅仅有时来时去的莫名瘙痒便将病症的可能性严重放大，乃至于引发了身心的某些同步不适，似乎惟有“包治百病”的“神医”丁阿胡才能根治，于是“我”开始寻找丁阿胡，小说在找到丁阿胡后戛然结束。这种带有精神异域的视角叙述，恰恰表明人们心理归属感和安全感的极度缺失，寻找丁阿胡就是寻找心理的皈依，揭示了军人精神在新时期军队建设中决不可漠视。

　　贾国祥的《来璩》(《橄榄绿》2012年第4期)，从另一视角关照当下军人在事关亲情与旧的传统观念之间的左右冲突，而情感抉择发生在农村对男孩女孩的性别两难里。“我”因即将失去一份亲情着急无力，其中有单位领导的无力干预，有个人取舍的纠结等，在闻信返家途中一一回顾，如黑白电影胶片拉出过往日子，充满酸涩和温情。小说把矛盾集中指向一个极端的情境之中，使之在有限的空间碰撞出快速转移的能量，以呈现人心复杂性。

　　同类型的作品还有林小彬的《二十郎当岁》(《西北军事文学》2012年第5期)，以军校学员梁岛的变化和“我”对爱情的态度揭示如何辩证看待年轻人所犯的错误和对部队管理方法的审视；李俊的《谁是谁的谁》(《解放军文艺》2012年第5期)以部队机关干部人事变动中存在的许多可能性，揭示了干好工作才是得到提升的惟一渠道；卢一萍的《光荣牺牲》不在直接表现高原极端环境中军人的英勇、顽强上下力气，而是用多视角展现当代军人多元的精神景观。

　　现实悖论的心灵图解

　　近期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就观照和平年代当下部队生活而言，呈现出意想不到的可喜长势，作家前所未有地低下身子调整焦距大批量对准最基层的部队现实，力求还原普通军人们生活在富于时代印迹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价值追求和附着其上的当代文化人格的碰撞、交融，展示出当代基层官兵虽定位渺小但却有着丰沛内心世界的蕴涵。这类作品时代气息浓厚，以独特的审美品质塑造出一群个性鲜明、生动的当代基层部队的军人形象。

　　曾剑的《饭堂哨兵》(《解放军文艺》2012年第12期)成功地呈现了一位来自基层最平凡世界中的现代士兵的心灵脉动和感人形象。小说自始至终没有出现“饭堂哨兵”的名字，他是当下基层部队士兵群像的典型。就是这样一位连名字都不用有的“饭堂哨兵”，站在饭堂前的哨位上以“挺胸、收腹、提臀”的标准军姿履行着职责使命，尽管他的军姿相当挺拔、他的相貌相当英俊、他的军礼相当标准、他的哨位相当不同，在一天三班、每班上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就餐人群中的首长、机关干部在他的目光里出出进进，但没有谁注意到这些挺拔、英俊、标准和不同，也没有谁体察到他多么渴望被注意，他就像他看到的各种花朵，虽然鲜艳，却只是花园里的必需品，所以他失望了。于是，他每天盼望能早一些离开这里回到战友中去，回到具有生命意义和生活激情的连队，而不是每天一成不变地寂寞上哨、寂寞下哨，然后在内心奔腾着克制和冲动、孤寂和热情中消解青春。然而，在完成了一年时间饭堂哨兵的使命后真的要离开时，他突然发现每天用标准军姿上哨的时光和乏味的哨位是那么值得留恋。曾剑悄然隐匿了作家的评判而用细腻的笔触不无敏锐地感受这个饭堂哨兵的心灵波浪，不无真诚地抚摸年轻士兵的心灵肌理。小说用底层叙事立场将朴素的真情、明亮温暖且略带落寞的色彩细致地通过普通士兵、普通事件的叙写，传达出独特的、充满人生悖论的体验与温情。

　　朱旻鸢的《拉练》(《解放军文艺》2012年第1期)写一次拉练中遭遇的种种苦事、趣事和感人的事，以独特的新颖视角和作家幽默顽劣且活泼弹跳的个性化语言指涉当下军人的生活，作品没有刻意与基层锤炼官兵意志的、尚需探讨的训练方法拉开距离，相反，描写了局中人的他们面临现实悖论时仍时时绽放英雄气概的另一种可能性，其世俗理想并未遮蔽军人生命的质地和光芒。小说中“我”这个新兵惊异于老兵与新兵之间处处颠倒的人性生态，连长和指导员之间缺失通畅的隔阂，姜暴牙与王喜之间的打斗及有关老兵王喜有损名誉的传说等。“我”眼中的王喜个性鲜明、复杂，他狡黠，他质朴，他违纪，是“连里‘吊’的老兵，一天到晚惹是生非”，他捅过娄子、违过纪、爆粗口、不讲卫生等，领导觉得头疼，战友们也不待见。就是这样一个人，关键时刻作为老兵强悍的集体荣誉感改造了他，让他决然汇入拉练冲刺的队伍中。最后的冲刺画面感极强，令人动容。小说随处可见的细节描写生动传神，并不避讳表现基层部队不尽如人意之处。作家写出了军人内心深处的渺小，这源于他放低姿态的结果，这样处理其实有可能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军人非神化过滤后的世俗化表达是有一定风险的，但朱旻鸢不乏举重若轻地予以带过，写“我”偷偷珍藏军医李铁梅的发卡、王喜直愣愣地盯着李铁梅、李铁梅的头皮屑等细节，均为人性蓊郁之笔。小说中写“我”苦中作乐地唱“妹妹你坐船头”、“我”对王喜偷的羊腿垂涎三尺，在王喜的怂恿下“我”翻墙喝酒等场景或细节似乎不乏悖论与荒诞，但在连队拉练人数凑不够时，姜暴牙还是顶了“不共戴天”的王喜的空缺，齐新傻也一改窝囊、听话、不懂变通的性格说出颇有主见的话，令人刮目相看。不难看出，作家力图实现对新时代英雄主义的全新营造和对现实悖论的心灵图解。

　　王伏焱的《最青春》(《橄榄绿》2012年第1期)勾勒信息时代下精神心灵的变异图景，关注新一代军人的特异之处：刘亚雄体质稍弱，和新兵王小鹏一交手便颜面扫地，但他的“不服气”思维逻辑让坚信“领导的艺术就是征服的艺术”的排长肖晗大伤脑筋，在来来回回的“征服”与“反征服”拉锯战中，肖晗发现他的优长：聪明灵活、接受能力强，便想方设法发挥其长处。新兵王小鹏掌握了黑客技术却因军事不过硬被刷“出局”，一气之下攻击了师军网，结果导致师办公网、连队政工网、电子阅览学习室全面瘫痪一小时，引起全师震动。师长慨叹“已经全军阵亡，可以举白旗了”之余，给了王小鹏一个处分，立一次三等功，功过两不相抵的结局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小说传达出信息化条件下的今天，部队练兵是由传统的体能型向智能型转化的时候了，固有的带兵模式面临空前的压力，现实予以的诸多悖论应建立在心灵图解的理性层面上思考。小说着力展示信息化条件下黑客技术的出神入化，及与之带来的人才恒定标准的变化。

　　另外，李落落的《防空洞》打开了新兵连普通士兵们记忆中的有趣往事；唐荟的《别忘了肖翠翠》写了老实做人做事仍规避不了被转业的肖翠翠的无奈；卢一萍的《单兵帐蓬》写天堂湾边防连牧马战士邵小兵和藏族姑娘德吉梅朵在远离人烟的草原放牧，纯洁美好的人性在苦难中愈见珍贵。

　　历史传奇的精神呈示

　　军事实践的巨大变化改变了题材，和平时期承载军人风骨的物质载体的缺席加大了这类题材的写作难度，如果离开对军队当下现实深刻变化的有力关注，创作出时代最强音的作品就是奢谈。但现实题材的反映难度在于缺失了必要沉淀，生活往往会在作家试图贴近现实时便被一同笼罩其中，无法也几乎不可能真切看清现实的真相。而要想揭示这种真相，就只能促使部分作家将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以当代人的视角对历史隔膜感进行强力穿透。显然，在考察作家心灵足够的记忆能否还原历史真相时，当代气息的介入会呈现至关重要的精神维度。

　　裴指海的《麦城叛》(《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4期)直接将读者带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革命历史现场，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作家建构起复杂的矛盾冲突，处于矛盾中的人物充满斑斓流离的多面性人格。如王大队长一出场，其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便吸人眼球，相较于农民自卫军总指挥李道胜、党代表周爱华缺乏基本军事素养、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而言，王大队长显示出了成为正面人物甚至革命英雄人物必不可少的良好素质。就是这样一个貌似有着无限作为空间的革命军人恰恰违背了革命的信条，不惜以背叛革命为代价去爱地主女儿周之诺，而周之诺真正的身份是共产党员，她注定不能逃脱终被自己人枪杀的下场。故事至此结束并无新奇之处，限制性视角构不成历史传奇的反思意味。看似无甚作为、低素质的李道胜，毫不因此消解他革命信仰的坚定性，但他因为不懂得争取中间力量而轻率将舅舅——周子英的父亲“大义灭亲”，使周子英成为农民自卫军的死对头。小说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建构，显示了作家以当代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革命历史复杂性的能力。

　　洪庆任的《祭文》(《西南军事文学》2012年第4期)写五保户瘸子——李满仓临终前的回忆，布满了1944年国民革命军第10军衡阳抗日保卫战历史真相的暗疮。作为军队干部的“我”无法完成慰藉这位老兵一生的身份认同，更惶论证明他参加衡阳抗日保卫战的不凡经历，所以“我”在丧礼上完成李满仓交代的第一件事——执笔祭文，聊以还原抗日老兵并非英雄传奇的自豪感后匆匆归队。差不多快遗忘掉第二件交办的事时，因了女儿的异常哭闹和母亲的提示，“我”陡然惊醒，为“实现”这份无从完成的证明，“我”在百般无计下将写着“李满仓是抗日英雄”的纸盖上部队计生办的印章后，烧祭作为结尾，不无凄惶地通过这种近于敷衍的方式“证明”了李满仓作为抗日英雄九死一生的生命牵挂。小说从另一个角度悄然释放了历史状态下的精神叹息。

　　刘烈娃的《老子革命多年》(《上海文学》2012年第8期)在叙述中毫不隐匿作家价值判断的立场，以闪回的笔法直接走进故事并作为一个历史真实的见证者和旁听者，小说真实性诉求因此得到了丰蕴可贵的回应。在作家的笔下，舅舅宫音书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摆老资格、工作眼高手低、惹是生非、不靠谱，33岁才和一个名声不好的寡妇翠柳结婚……就是这样满嘴“老子革命多年”的人，和“我”内心戒备森严的母亲、他的姐姐菊红有无法释怀的隔阂。他流流转转了一生，到死才发现8岁那年亲眼目睹日本鬼子强奸中国少女张枣儿那一幕的丑陋，遮蔽了他一生的人生走向和心灵流光溢彩的可能性，而“我”到母亲和舅舅曾生活过的南盘村试图逼近历史真相时，南盘村人的善良和宽容恰是“我”直抵舅舅内心的正确通道。小说琐碎里充满人性关怀，理性中带有探究色彩，以跳跃感性的文字塑造了一个失败者的形象。

　　此外，周书怀、陈晓白的《红布条》通过一条缝在棉衣里的红布条引起的寻找父亲之旅，表现两代人的精神传承；周继松的《冲锋号》以两个叙述视角写了毛老三如何在战争中幸运生存下来和早娥求生中的种种不易，战争的残酷和生命可贵的反思意味颇为浓郁；蒋新磊的《大马山的故事》(《神剑》2012年第2期)以平静的文字借助“我”的视角写出英雄背后的故事和内心涌动不息的抗日情绪。

　　文学体认的有限窥测

　　叙事流畅富有张力、人物内心刻画拿捏准确、细节描摹有感染力等佳作引领创作走向，得以窥见其中令人欣喜的丰富和深度并不具有普遍性，维持其良好势头的军旅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也需要集团冲锋之势占领高地，而不尽如人意的表达和创作向度更散见于相当数量的作品中。从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创作来看，首先，老作家的创作热情与年轻作家相较难成比例。军队作家的职责使命决定其离不开反映与军队相关的现实生活，身份指向其视野和焦距的偏移必将带来价值观的认同变异。除马晓丽、裘山山等为数不多的作家时有令人眼亮的军旅题材中短篇小说问世，塑造出鲜活、生动的当代军人形象，其余则委身影视剧或准备委身影视剧创作，以汹涌势头放弃坚守，并转向热度颇高的地方题材小说创作，即便如此，中短篇小说创作也往往退居在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之后，偶然为之竟谓为创作长篇前的“磨刀”或“休整”，这种严重不正常的创作心理失衡很难不将之归为“不屑为”和“不愿为”的世俗性价值判断，这是军旅文学的“萧墙之祸”。

　　其次，小说中确立理想化人物事件而牺牲文学性的体认一直以来遭人垢病。人物和事件真实性的缺失发生在未经思想沉淀和深入思考就草率进入小说描写的过程中，写作角度的限制意味着片面或无法窥测全体，无法达到贴近心灵的温度。文学艺术一直倡导作家运用想象、虚构、象征等现实的手法逼近心灵与现实，只有在对客体的想象和虚构中，主体才能全方位地触摸到对象世界的全部含义。刘跃清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似乎就是周铧英雄救人真实故事的粗陋改编，用痕迹明显的新闻事件替代文学塑造和叙述，造成作者一边卖力推介自己熟悉的真实英雄和发生在英雄身上真实的英雄事迹，但读者就是无法同步感知其中的感人成分和故事的“真”，宛如电视广告中电视主持人张牙舞爪地拼命售卖物无所值产品的一场闹剧，观众反应冷漠，或只感受到了其中“闹”和厌烦。

　　再次，作家应懂得文本叙述适时收放。有所收即有所放，作家的创作意图会通过文本准确有效传达，其中作家个人的语言风格弊病往往在自我陶醉和听之任之中泛滥成灾，变成非文学语境，这是对文字的重度伤害。朱旻鸢在《拉练》中以幽默诙谐见长，俏皮活泼的语言特色使作品显示了迥然不同的叙述品格，哪怕是指导员老王和班长齐新傻这样的“闷角儿”也被作家渲染得令人哑然失笑。但这样的喜剧基调在放大王喜发着高烧汇入冲刺队伍时并没有适时收敛，反而造成读者出现一种违背创作原意的捧腹大笑，这种阅读戏谑恰恰重伤了王喜这个人物的可敬，作家意图借此情节烘托作为老兵王喜身上可贵的集体主义荣誉品质，至此功亏一篑。诙谐的自由漂移削减了庄重严肃的精神高度，弱化了其中的温暖成分，平添了不应有的江湖气。刘烈娃的《老子革命多年》也有此弊，作家对文本过多的主观介入，过多的理性推理和思考，必将远离“情感零度”的正常写作状态，历史的距离感因此呈现一种遗憾的生硬和冷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