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漫忆

作者:王干

时间:2011年09月21日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作家、评论家，现任《中华文学选刊》主编

　茅山

　　茅山是个千年古镇，茅山其实没有山。母亲说，原来有山的，学大寨的时候给平了。近日我查了资料，茅山确实有山，据《东台县志》载：茅山在县治西七十里，高二丈四尺，周二百五十步。高8米，宽约80米左右，相当于一座小楼房。在水网密布的里下河地区，茅山称为山，也是可以理解的。史上还有宋代的范仲淹、滕子京、富弼、胡瑗、周梦阳等俊逸在茅山读书、流连的记录。

　　茅山现在隶属兴化市了。2003年，女儿出国到美国去，我带她到江苏兴化老家去看一看，去吃一吃家乡的美食。女儿到美国之后，在电话里说，她最想念的就是兴化的美食了。我说，你也没在兴化生活过，怎么会惦记兴化的菜呢？女儿说：我除了不会讲兴化话外，其他都兴化化了。然后反问我：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

　　为了让女儿记住家乡的根，我还带她去了茅山，因为我出生在茅山。

　　四岁离开茅山，对茅山的记忆不是模糊，而是根本没有。有关茅山的记忆其实来源于母亲的讲述。但离开茅山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一家是坐船离开的。一条小木船，父母，我，弟弟，还有撑船的船夫，我们在水上撑了很久很久的时间，就到了父亲新的工作地——陈堡。也就是说，我的记忆是从离开茅山那一刻开始的。

　　茅山最出名的就是茅山号子，据说曾经唱进了中南海。我在电视上看到的是周杰伦唱茅山号子，那走调是一绝。我曾经提议春晚让赵本山和周杰伦搭档，大概属于同一种混搭吧。父亲年轻的时候还唱一唱茅山号子，常被母亲斥为不正经。民歌正经了，就没人传唱了。

　　茅山的出名还在于寺庙，虽然茅山上原来是茅氏兄弟建的道观，宋真宗景德四年改为佛教景德禅寺，渐渐又由禅宗改为华严宗，上个世纪30年代，密海法师任景德禅寺方丈，修葺楼堂殿阁，金妆所有佛像，广开学佛弘法之门。一时鼎盛，香客如云。茅山景德禅寺成为当时苏北里下河著名的佛教圣地，与江苏金山、焦山、花山（宝华山）并称江苏佛教四大名山。

　　2003年8月，我带着女儿去茅山去寻根，在干爹金如恒的带领下，找到了当年我的出生地，水边的两间房子，屋前有一石码头，屋子除了窗户换成了铝合金的以外，其他都没变，我拍照留影，还意外地发现，旧居居然就在景德禅寺的边上。当年的禅寺显然已经恢复重建过，没见到僧人，我敬香拜谒，向四十年前的邻舍致敬，也向茅山的山水感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让刚出生的我度过饥饿生存至今。

　　母亲说到茅山时，常常说到一头猪，说猪很乖，白天出去，晚上归来，自己寻食，到外排泄，和人同屋和睦相处。这头猪显然不是宠物，我奇怪在那么困厄的岁月里，为何养一头猪？据说后来猪失踪了，大概被饥饿难忍的灾民们偷宰了。五十年后，母亲说起来还很伤心。

　　陈堡

　　父亲从茅山迁到陈堡带有“援疆”的性质，因为陈堡新成立供销社，要一批老职工前去建社。据说父亲挺有成就感的，但依我这些年对父亲的了解，这次迁徙是带有“谪贬”的性质，因为父亲这之后又不断被迁谪，从镇上到乡，最后被迁到村里的供销点，差点被沦为农民，幸亏母亲坚持不转户口。

　　父母在陈堡屡屡受挫，但晚年我让他们到高邮、泰州、南京、北京定居，他们住不热，还是回到陈堡最踏实。都说热土难离，离不开的不见得都是热土，而是一种生活语境、生活氛围和生活的节奏。

　　我在陈堡生活了一十六年，是目前为止时间最长的地方，在高邮前后生活了七年，南京十一年，北京十一年。因此我的梦境的背景常常是陈堡的河流、店铺、窄街。从1966年夏天到1976年夏天，我在陈堡读完小学、初中、高中。正好是文革十年，陈堡本来只有一座完小，但随着我的长大，学校也在长大，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引导下，我读完小学，小学接着办初中，我读完初中，学校要办高中。有的小学老师之后又担任过我的初中和高中老师。而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当班长，一直当到高中毕业，那时还叫排长。学校的班级当时叫红小兵排或红卫兵排。

　　父亲是最相信报纸的人。一位网上红人说过，大眼睛的人最容易被误解。我是深有体会，小时候我的外号叫王大眼，因为眼睛大常常被人关注。大眼睛老是露出调皮的表情，和同学发生纠纷一般都会责怪到我身上，上三年级的时候，我不让同桌的大个子抄作业，常被他欺负，那同学大我三岁，又长得苦大仇深的，只有一只眼睛，给我吃了不少暗苦，他打人不打在明处，而我的反击虽然很无力，但很公开，人人看得见，老师不明底细，罚我回家。时值批判师道尊严，父亲拿着批判师道尊严的报纸到学校抗议，但大个子是纯正的贫农子女，我们是破落人家，父亲的抗议自然被奚落。好在那个阴狠的大个子同学五年级的时候回家挣工分了，我才摆脱了梦靥般的折磨。这位一只眼的同学打人手法很阴：用拳头在你头发里钻出苞来，疼的没人知道，也没人知道是他下的手。

　　陈堡处于蚌蜒河和鲁汀河交叉的死角，远离开往兴化泰州的轮船站，去县城要走十里路去周庄坐轮船。现在兴泰公路开通，陈堡成了咽喉要道，而当年水陆码头茅山边城反而冷落了，世事沧桑。

　　陈堡的老鹅在兴化名气很响，我小时候没怎么吃过，近几年回去吃了几次，味道确实很好，我想来想去，还是找不到鹅为什么比其他地方好吃的理由。

　　边城

　　这是一个消失的小镇。

　　对这个小镇，我有的只是记忆。

　　一个小镇，却叫城。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县城才叫城。初次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很有些奇怪，怎么湖南也有个边城？到后来发现叫边城的地方很多，就不奇怪了。

　　边城在我记忆里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记得有一条老街很有明清风格，很多的老房子商铺似的，有点城的规模。本来我应该在边城念完小学、中学的，但是或许无缘这个“城”吧，我还是在陈堡念完了中小学。

　　记住边城是因为伯父，伯父在边城当过粮站站长，伯父伯母无子女，我曾经被过继到伯父家。但不知何故，我在边城好像过得不愉快。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一人的收入，要养妻儿四人，母亲说，那时每天只有三两六钱的粮食供应，好像还是十六进制的。伯父刚升为站长，主管粮食，日子肯定要好过。按理说，我应该在伯父家挺逍遥的。可能是我没有享福的命，据说我很思念母亲，在边城调皮得翻江倒海，闹着要回茅山。

　　伯父伯母考虑到我年幼无知，就让我回到了父母身边。准备等我懂事一点过继过去，也行。没想到后来我弟弟得了急性脑炎去世了，我也成了独子，后来母亲又生了两个妹妹，过继的事情自然了结。

　　我常常假想，如果我在边城那边顺利扎根生活下来，读书，学习，又会是怎样一个人生轨迹啊？边城比起陈堡来，要少一些乡野之气，也多一些商业的气息，是一座有些颓废逐渐边缘化的老镇，但日常生活的气息还是透露出曾经富贵过的腔调。边城的老师和陈堡的老师也是不太一样的，陈堡的以张志宏为代表的老师是有闯劲的进取者，他们的进取和勇气影响了我。衰落的边城会不会让我自得其乐，拿腔拿调呢？那时的周庄、边城、茅山的人是瞧不起陈堡的，而陈堡人没有理由拿腔拿调。

　　不知为什么，我对伯父家总是有一些愧疚。伯父在家是长子，讲话慢言慢语，很有老大的范儿。我从有记忆开始，伯父就是一个病人，在家休息的病人。伯父在文革期间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两口子被批得最凶的就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吃了不少苦头。文革结束后，伯父本可复出任职，但他坚辞，要求告老还乡，回到老家周庄养病。

　　伯父爱唱京剧，在我家养病的短暂期间，他还让父亲找到当地的票友一起“西皮”“流水”。私底下他和票友发牢骚说现代京剧变味儿，但还是和那些票友们一次又一次排练《沙家浜》，我记得他唱的是参谋长刁德一，他喜欢的是谭派，最爱唱的是《定军山》。

　　病床上的伯父总是那么彬彬有礼，直到去世，也没见他发过咆哮大火。伯父去世的时候五十出头，祖母嚎啕：天哪！不落黄叶落青叶。五年之后，祖母中风辞世，黄叶也落了，岁数八十有五。

　　如今边城镇在行政版图上消失了，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搜索了一下，发现边城果然作过县城。“边城的历史十分悠久，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在边城这块土地上曾侨置建陵县，历齐、梁、陈，并曾作为海陵郡治。元朝末年，张士诚义军曾在此构筑土城抗元，因处前哨阵地，故曰‘边城’，沿袭至今不变。”这是网上的文字。

　　由县城而小镇，由小镇改为村落，这是一种无人能预测的命运。如今在兴泰公路上有一个路标叫“边城”，每次回老家我看到边城这个路牌，就会想起伯父——一个差点在我档案上被冠之为父亲的人。

　　周庄

　　我第一次到昆山的周庄，傻了。这不是我的老家吗？水路，石桥，麻石街，老铺子，窄街，生煤炉子做饭的人。连沈万山也是那么亲切，我小时候听过无数关于沈万山的传说，到这里才发现，原来这传来传去的传奇不是我们老家的，而是苏州的。

　　今年春天回兴化参加菜花节活动，我专程去了十多年没去过的周庄老镇看了看，很幸运地见到当年古镇的麻石街、破旧的店铺以及旧店铺的痕迹。当然没敢去看祖宅，怕有更多的失望。时间流逝，恐怕不只是物是人非，而是物也非，人也非了。

　　祖宅的记忆是与疾病和死亡的气息联系在一起的。不知道为什么，周庄的老宅子始终给我一种阴暗腐败的气息，或许是奶奶长期一个人居住的原因，那房子隐隐有一股老人味。但老房子记载了祖父办实业的历史，在祖宅最后一排屋子，残留着工厂的痕迹，废弃的水门汀不适宜居住，就无偿给中学生当宿舍。河海大学的校长张长宽、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台长顾鼎竞曾在这里寄宿过，他们在周庄中学读书，奶奶为他们免费洗衣烧饭。

　　其实，我从来没在周庄生活过，住的最长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星期，还是生病。祖父1976年去世后的第四十二天，按照风俗，应该为他做“六七”。按照丧葬的风俗，七七四十九天完成对死者的祭奠仪式。不知道老家为何在“六七”这一天举行，有条件还要请和尚或道士为其亡灵超度。1976年自然不可能做佛事，但“六七”还是要做。那天晚上，我高烧，昏迷，甚至大小便失禁。我梦见了地狱，白天黑夜分不清。后来被诊断出肺炎，回陈堡挂了两天链霉素，好了。

　　祖母在老宅生了伯父、父亲、姑姑、叔叔，但他们先后离开了这里。伯父在边城工作，叔叔在老阁当小学校长，父亲和姑姑居住在陈堡，他们都在异乡租房子住。周庄成了家人们的一个心理的巢，红白喜事才会聚到一起。老宅交给祖母一人守护。

　　祖父呢？祖父的店被公私合营之后，他就离开了周庄，在陈堡的一个叫陈联的村子里开商店，一个人的小店，进货、卖货全是一个人，掌握着全村的日常生活用品。他有时雇一个农民划船来陈堡进货，在我们家吃顿饭，然后回到陈联的小店。我曾经以祖父为原型写过一篇小说《除夕·初一》，《安徽文学》的主编是东台人，看了很亲切很喜欢，发了。

　　这样，祖母成了唯一在老宅里居住的人，周庄也成了祖母一个人的周庄。

　　祖母见过世面，抗战时到李明扬家祝过寿。她天性乐施好善，在亲友们当中出了名的。凡是有事向五奶奶（爷爷排行老五）开口的，几乎没有被拒的。虽然她没有工作，老底子也日渐见薄，但接济人的事，祖母从不推托，时常借钱帮人，听父亲讲还借过高利贷帮人还钱，然后让她的儿子们悄悄还债。祖母时常欠债，她的侠义、软弱和大度让她听不得好话、软话，她自己省吃俭用，但对人从不吝啬。

　　老宅的家当自然因为还债逐渐变卖、抵押，等祖母离开周庄的时候，老宅子空空荡荡，家具没了，连后屋的螺丝钉、螺帽也被人撬掉。分给我们家的两间屋子窗户连玻璃也被人卸了，但见到我们的左邻右舍都夸“五奶奶”人好。

　　老宅其实是祖母的宅子，奶奶去世后，这宅子我们再也没有人去居住过，仿佛老宅也随奶奶去了。祖母生前告诉我，她去的最多的就是轮船码头，在那里接送亲人。因为儿子、女儿、丈夫都在外地工作，往返都要乘船，白发苍苍患结膜炎的祖母红着眼迎风流着泪站在轮船码头目送亲人远去。

　　这次我到周庄专程到废弃了的老轮船码头站立良久，在祖父、伯父、父亲、叔父当年出发的地点，没有听到汽笛的鸣响，更没见到来往的人群，老码头寂静得有点荒凉，我抽了三支烟，一抬头，发现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庙，不知是旧址重修还是今人新建，陪衬着老镇的水路、石阶、旧铺、窄街、码头，融入到老镇的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