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国际著名数学大师，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丘成桐教授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被国际数学大师唐纳森誉为“近四分之一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鉴于他的杰出的贡献，1982年,年仅34岁的丘成桐教授荣获有数学诺贝尔奖之称的“菲尔兹”奖。
核心提示
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诱导培育新的发明，
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思想，引领社会，
而不应该在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大学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新发明，比培养官员更重要。
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代化最终的实力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
西方大学理念——诱导培育新发明，发展影响深远的思想
不同的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有不同的看法。
西方世界对高等教育的看法，源头可以追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和托勒密等古希腊诸贤，当然还有基督文化的价值观。
从历史上看，差不多所有欧洲大学都滥觞成立于十二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大学里讲授的是神学、法律及医学，文学部则传授逻辑、物理、数学、天文、心理、伦理及政治等学问。而英国的名校，如牛津和剑桥，则直接由皇家督察，而神学还是重要的一环。这些中古大学，具有世界精神和超国界的性格，它们用同样的语言(拉丁)，相信共同的宗教(基督教)，教师和学生可以自由地云游四方，论共通的书，谈共同的问题。后来，因为拉丁语的死亡，宗教的分裂，这种精神才开始解体。当时大学的任务，乃是传授一套对上帝及世界的既定看法。真理早就找到了，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把它传授给下一代。
这种看法一直到十八世纪初才发生了深刻变化。真理不再被视为既得的了，相反，它变成了被寻求的对象。而大学里的教员，在讲授古籍精要的同时，也开始教授学子追求真理的方法。
英国的牛津与剑桥在七八百年的变迁中仍然保持了其古典性格。十九世纪的牛津学者纽曼，认为大学是一个提供博雅教育、培养绅士的地方。所谓绅士，乃是指通达而有修养与见识的文化人。到了十九世纪，德国的大学一枝独秀，人才辈出。德国大学的任务，大体而言，有以下几项：(一)通过严谨的教导，把文化知识中的瑰宝传给下一代。(二)为神职人员、法官、律师、医师、中学教员和高级公职人员提供专职的训练。(三)开展科学研究。(四)为独立研究提供训练。
美国的大学吸取了德国与英国大学的所长。佛兰斯纳在1930年就提出了大学必须是个有机体，应当探讨物理世界、社群世界及美艺世界的种种知识。他强调大学应该是时代的表征，大学应当严肃地、批评地把持一些长远的价值意义。
二次大战后，通讯工具的发展一日千里，实在是非古人所能梦见。电话、飞机、互联网等使世界大大地缩小了。全球化使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知识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更显重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学必须培养学生放眼世界，开放思想，从多种角度思考问题。很多大学依从政府、工业界或捐款者的“市场需求”办事。我认为，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引领社会，而不应该在政府、企业或传媒的驱使下迷失方向。
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 Summers 2002年在北大演讲时说，大学应该高瞻远瞩，诱导培育新的发明，发展可能影响深远的思想，哪怕等到这些发明和思想开花结果，要花上十年甚至百年的时间。这便是美国大学深信不渝的理念。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它是行之有效的。
古代中国教育——官学，追求创新和抽象思维皆不容易
在孔子之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概由官办，目的是训练贵族子弟治理国家。
孔子的教诲对东方文化的影响至为深远。他主张有教无类，在当时可说是高等教育的革命。六艺之中，除伦理道德(以孝悌忠义来建立社会秩序)外，所教授的内容皆以实用为主。在这五百年间诸学蠭起，百家争鸣，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皆臻极致。与古希腊相比，其精神及重点不同，但是其丰硕成果，却不遑多让。诸子百家的学说，有许多为秦汉所袭用。然而，自秦始皇统一天下，政府加强了对高等教育的控制，焚书坑儒便是最极端的例子。秦代回复东周以前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局面。武帝独尊儒术，设立太学，培养儒生。有汉一代，太学曾有多达一万多学生。学生之中，亦不乏来自域外者。这种教育体系，自汉末衰微，但复兴于唐宋，其建制经历朝至近代而不衰。
考试制度则始于汉代。到隋唐以后则盛行科举。这种考试制度有利于政府广纳良材，乡鄙陇畂有能之士，一朝中举，即登庙堂。这种制度对维系整个国家的大统一及有效管治，功不可没。然而，无论科举或太学，其考核教授内容皆局限于朝廷认为有利于治国的科目，故此要追求创新和抽象的思维并不容易。
现代中国大学——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挥之不去
到了19世纪末，中国传统教育不足之处显露无遗，中国亦开始采取欧洲的教育体系。然而，传统政教不分的阴影仍挥之不去，教育未能独立于政治。中国大学仍然热衷于把政治和学术挂钩，很多名校以出了多少个政府部长为荣。
举例来说，某名校百年庆典，其中政府高官云集。它的大学手册有如下的句子：“大学建立之初，不仅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美国顶尖的学府同样渴望其学生未来能当上政府的要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此同时，它们还有很多不同的重要目标，在科学、文学艺术、工程和医学上的创造发明，比培养官员更为重要。
时至今天，我国的大学确是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几年前一位教育部负责人就曾对我说，在一段很短的时期，大学毕业生的数目就增加了五倍有余。当然，“大量制造”大学生对社会的贡献良多，但教育的素质却有待改善。
当今有名的学府，大多草创于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许多政府要员也毕业于这些精英学府。这些学府大部分是国立的，但也有少量由美国的基督教团体和庚子赔款基金所资助。这些大学名声卓越，学术自由风气颇盛。抗日期间，名校如西南联大和浙大皆在极度困乏的环境中作出一流的研究，培养出最优秀的学生。
究其因由，实在是由于自北往南颠沛流离，师生历尽艰辛的同时，又得饱览神州大地。是时我国有为日本侵略者灭族之虞，师生痛惜陆沈，故此奋进不已，思为我中华文化集薪传火。虽然薪金低微，但他们努力不懈，诸子争鸣。尤其重要的是，很多教授正当盛年，刚刚从欧洲或日本学成归来。他们热心将其所学传授给学生的同时，也渴望寻求新的研究方向。有如此耽于发现和创新的师生，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创造顶级水平的研究呢？
解放前由于政局不稳，学术气氛浓厚不再。很多出色的学生教授都离开了中国到美国去了。
解放初期，事事以苏联为师，高等教育亦不能幸免，于是局面大变。政府对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甚严。比如说，为了把教授学者的地盘连根拔起，他们被分派到新的专科大学。以科学、文化和技术超卓的清华和浙大，都转成工科大学。
六十年代初，中国的研究水平与西方比较，在某些方面已愈拉愈近。可悲的是，文革使这些进展付之一炬。文革结束后，教授已感到韶华不再，他们胆颤心惊，不愿意从事具创造性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长的一代，并无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文革时，学生专注于人际关系多于学术成就。文革遗留下来的风气手法，至今余风仍在，尚未完全消失。
当下国内年轻的教授，都以得到海外来访教授的赏识为荣。研究的方向模糊不清，又或者刻意剪裁，以讨好这些来访的教授。创新已经不是做研究的首要目标。我想，无论是教授或学生，都要按他们的兴趣去从事创造性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教授入息菲薄的情况，直到本世纪初尚是如此。过去十年经济环境的改善无疑是最大的变化。年轻教授的自信增加了，而海外毕业生也较愿意考虑回国服务，但缺失还是不少。
亟待解决的问题——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
综观中国教育体系，亟待解决的有下列几个问题。
人才凋零学风浅薄。尤其缺少富有创造力的年轻学术领袖，他们可以激励其他年轻教授和学生奋力向前。由于人才不够，中国大量重用院士和一批海外兼职的留学生和教授，科学院院士平均年龄七十岁以上，往往身兼数职。学校的领导为了得到政绩，亦鼓励这种作风， 甚至聘请他们占据院长或系主任位置。尽管他们每年只能在校一到三个月(一般来说，美国大学要求他们的教授在校九个月，至少不应当在这九个月内接受其他大学的报酬)。
资助不足。中国对精英大学拨款的数目，与美国主要大学相比资金的十分之一还不及。
评审制度不健全。当人才或资助不足时，同行评审制度便漏洞丛生。对从事研究为主的教授而言，研究基金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从研究基金取得的资助，往往比薪金收入高出很多。失去了基金的资助，其结果不堪设想。由于这些基金掌握在国家，或更确切地说，掌握在一小部分院士、政府或大学行政人员手上，因此要研究基金年年不绝，便形成错综复杂的学术界政治。
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尝试用公正的准则来评比教授。为了公平行事，它倾向于利用某些定量的方法，如按论文的数量，SCI引用的频数等去为研究打分。最近，它甚至要求每所大学的教授填表去评核其它大学。这种做法，使原本已够复杂的政治关系更复杂。如何鉴定“质”而非“量”，恐怕是现今中国教育的最大难题。我相信当政者都了解到现行的评审制度要加以改进。
人文培养缺失。中国历史上文学作品浩如烟海，年轻的一代必须学习品尝。我们要建立一套道德标准，要培养一套为人类服务的情操，还要具有尊重理性、为寻求真理纯美而探索东西哲学文学历史的激情。学者的责任，乃是提供及带领社会去赏识艺术及人文。
开放性、普识性不够。古时大学又称“大讲堂”，意指一个接待世界各地学者及学生的地方。美国的大学自上世纪起就采用了一种开放政策，全球各地精英学者，都欢迎来此交流学习。文革结束后，中国也实施了开放政策，导致经济上的飞跃进步。可惜学术界并没有这种开放。访问中国大学的学者一年比一年多，但是进入大学的常规学生与美国相比数目还很低。在当今大学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教授，其互动往往擦出火花，但在中国这种作用并不多见。
研究与教学脱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做研究的教授都认为他们唯一的任务乃是从事研究，对教学不屑一顾。其实，教学相长。我觉得，大学没有要求每个教授必须教课是愚不可及的，适量的教学乃是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教学不只可以支援研究，而与年轻人相处的过程中，往往亦能迸发出新鲜的想法。
资深学者行政任务繁重。由于官本位的思想作祟，当某学者完成出色的工作后，最常见的奖励便是将他提升为系主任或所长乃至升迁为政府高层。出色的学者，往往肩负行政重担。这些职责对大多数人来说无疑是十分吸引的，因为行政人员能从政府处得到不少好处，同时他们也拥有影响其他学者的能力。但是，行政上的文山会海，上下级的送往迎来，都繁重得令人透不过气。再者，政府还会定期听取他们的意见，这实在花去了不少时间。由于这些学者往往是一个科研组的领导，为了获得拨款资助，他们很难去拒绝这类任命。在这样紧张繁重的工作环境，很难想象这些学者仍能坚持其研究，发表具原创性的成果。
个人建议—— 与社会互动而不盲目
建立一套基于东西文化为基础的世界文明。今日的西方文化发源于古代希腊、埃及、基督教及巴比伦等文化。而东方文化如印度、穆斯林、中国等文化亦同样深厚，影响至巨。这些文化的共存或融合，除了在经济和政治上具有深远影响外，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贡献难以估量。怎样去透过相互的了解和从本身的价值出发，消弭当今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崇高任务。
透过科学和艺术使学生懂得欣赏自然的真与美。年轻学子要培养出对科学艺术中基本问题的浓厚兴趣。学术大师要被介绍到国内，而本土亦要培育出学术大师。这些学术界的领袖会指出正确的研究方向，找寻需要解决的适当问题。
与社会互动而不盲目。大学固然要为整个社会服务，但是应该由大学去决定社会需要什么，而非盲目地满足社会的要求。不这样做，大学便会沦为政府、军方、工业界或捐款人的工具。我个人反对在研究型的大学里，将知识商业化，将知识商业化的后果对创新是不利的，社会不可能有大进步。
学术自由。学术自由乃是上述建议的前提，没有学术自由，什么都办不了。要有学术自由，就必须有院校自主。学术自由每每与其它形式的自由混淆。我们必须讲清楚，这里所说的是：建立一个环境，使创造性的思维变得可能。
建立公平合理的评审制度。在二十世纪，全世界大量的人才涌入美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社会和美国大学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优厚的机会，使这些人才能够发挥他们的所长。这个制度的奠基石乃是完整的评审制度，这个制度在中国是有机会达到的。
鼓励激情和梦想。惟有激情的奋发，始能够在追求真和美的大道上迈进。我们要教育下一代确立崇高的志向，学懂技术以谋生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抱负和梦想。记得在五十年代苏联发射人造卫星比美国早了一步，对美国科学界和政界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很多学者抱着极大决心要迎头赶上，他们很快就达到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梦想。
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在他的名著《大学之理念》中谈到：“如果华人社会没有一百间以上的第一流的大学，就很难想象21世纪会是华人的世纪。现代化最终的动力与实力是知识，也即是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
这段话，很值得我们记取。
作者:丘成桐 来源：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