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与大地的诗人
——纪念杜甫诞辰一千三百周年
作者:李敬泽
时间:2012年04月10日 来源:人民日报
今年是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诞辰1300周年，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读者了解杜甫，了解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学创作的真谛，了解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本版约请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撰写了这篇纪念文章，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编 者
一千三百年后，杜甫活着。对此，他本人不会感到意外，他在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是失败者，常常无职、无钱、无房，甚至无食，多难多灾、穷愁困厄，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从未怀疑过他的书写和创造的意义，“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皇”，他为诗而生，他坚信，自己将跻身于华夏文明那些光荣的不朽者之列。
这同样是千年以来中国人的基本确信。我们之有杜甫，正如我们有祖国。杜诗一千四百五十余首，很少有人把它读完，但是杜甫之诗已经构成中国人最基本的美学眼光、人生情感和文化记忆，以至于我们无法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杰出诗人，我们可以像谈论一个诗人那样谈论王维或李商隐，但当想起杜甫时，我们如同想起父亲，他始终伴随着我们，我们身上流淌着他的血液，我们的声音中蕴藏着他的声音，如大地般辽阔、沉厚的声音。
杜甫是大地的诗人，他毕生活动的区域，东至山东、西至甘肃，南到四川、湖南。行万里路，于今是等闲事，于古是千难万险。在他的早年，这是意气风发、浪迹江湖，中年以后，却是颠沛流离、是大地上安不下一张书桌。和他的前辈诗人一样，杜甫最初是山川中的独行者：在这样的诗中，似乎大地上只有一个诗人，早期的《望岳》，结束于“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所谓披襟当风，遗世而独立，此时的杜甫和以前的诗人们一样看不见大地上的人群，似乎大地只是一个抒情场所，诗人们在此超拔于俗世。即使是“哀民生之多艰”的屈原，其实在他的诗中，也较少看到“民”之踪迹。
但是，杜甫渐渐走进了大地上浩大的人群。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横空出世的意义，在于他决定性地实现了目光的调整，大地不再是与红尘相对的地方，不再是安放宁静心灵的地方，大地是人之居所，是千千万万的黎民所生息的地方，行走于大地，便是行走于民间，那些曾经在《诗经》中神采飞扬，但在《诗经》之后的个人诗作中再未被清晰注视的人物和景象蓦然被看见——那些农夫、士兵、小吏，那些悲伤的母亲和走投无路的弱者，大地上的不公不义，大地上的残破、疾苦。此前从来没有一个中国诗人如此真切、如此深情和诚挚地注视着人群，注视着一个一个的百姓，注视吾土吾民，在杜甫的笔下，大地不再仅仅是精神的大地，大地恢复了、获得了它的人间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杜甫成为了诗之圣者。诗歌到杜甫，儒者的精神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大成”。正如孔子一样，杜甫的世界是“天下”，这是审美世界，同时也是政治的和伦理的世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从未放弃对于一个好世界的理想和希望。在儒家那里，正当善好的政治生活和伦理生活，完全系于一种基本的人类情感：己饥己溺、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而这同时也是儒家诗学的前提，所谓“赋比兴”，在根本上不是修辞，而是将自身移入他人与万物。但作为诗人和儒者的杜甫，他的感时忧国、他对天下和平与公义的关切、对人的正当生活的关切既是出于理念和心性，更是源于他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苍生未苏息，胡马半乾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不是别人，说的就是他自己，他的心与身就在苍生之中，就在受难的黎民中间。当他被历史与生活放逐到最低处，与那些卑贱者和劳力者承受着共同命运的时候，这个人在底部和低处获得了植根于大地的力量，他站着书写、无畏地见证真实，由此抵达了古典诗歌艺术与伦理的巅峰。
一部中国诗歌史，杜甫特立独出，开辟了新天新地，确立了不可动摇的诗歌标准，被诗人们奉为楷模。世上有两种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令人目眩神移，但是你不会想到学他，比如李白，几乎所有的人都爱李白，包括杜甫也包括皇帝；但是，无论当时还是后世，几乎没有什么诗人会想到学习李白，李白不可学、学不像，他天马行空，冲破了人类生活的正常尺度。而杜甫属于另一种艺术家，他是高山，令人仰望，但是，你知道，他也像山一样安稳，他开辟和界定了一系列基本的艺术原则和路径，你可以一步一步地走近他、攀登他。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杜甫的唯一可以确定的特性是他的丰富性。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当你直接面对杜甫的诗歌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精力旺盛的人，对世界有广博的兴趣和热情，“老杜”并不总是那么老那么深沉，也意气飞扬、也开得玩笑，他深爱他的妻儿——或许是我孤陋寡闻，在他之前，除了悼亡诗，我很少见到中国诗人谈论妻儿，而杜甫却写下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这在现在是寻常之事，但在当时却是独出新声。从家国之思到个人经验，杜甫极大地扩展了诗歌的表现疆界，他的诗句在中国人的心中持久回响，那是因为，他如此贴近和全面地写出了民族生活的基本情感结构，也是因为，他凝练、强劲、精确的表达同时构造了中国人感受自我与世界的能力。
但是，杜甫的不朽生命力绝不仅仅系于他的丰富性，他是万古流淌的江河，他的宽阔不能取代他的方向，后世的诗人可以从杜甫开辟的广大疆域中获得丰富的教益，但是，他最终不得不对杜甫的根本方向做出回应。直至今日，杜甫依然是具有强烈当下性的诗人，他活着，他向所有的诗人提出严峻和迫切的问题，他站在大地上，站在人民中间，他在问：为何而写？为谁而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