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语市井浮世绘

作者：王纪人

发布时间：2012年11月16日  来源：解放日报 

　　在今年《收获》秋冬卷长篇专号中，金宇澄的《繁花》是夺人耳目的一部。 “夺人眼球”已屡见不鲜，“夺人耳目”一般少有人赞。我之所以要这样讲，是因为《繁花》是一部方言小说，用地道的上海口语和书面语言写成，对于吴语方言区的读者来说，会倍感亲切。如果用普通话来读，也没有太多障碍。即使非吴语区的读者也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不知不觉学上海话来赞：上海味道哪能伽浓？

　　在金宇澄以前，已经有不少作家用吴语或沪语（吴语之一种）来写作。早期的名著如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和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但当代作家受制于普通话的强势，或者怕影响作品的销路，即使用到上海话，多半也只是在人物对话中用用，至于叙述人的语言，一般还是用普通话。上海作家运用方言的幅度，其实是大大小于鲁人莫言、陕人贾平凹等外省市作家的。金宇澄的《繁花》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当他使用上海话来写作时，没有太多的顾忌或条条框框。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的区分，在《繁花》里也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前者虽然有，却少之又少，而人物的对话几乎充斥整个小说文本。某个场景如果只有两个人，那就是连续的对谈。如若多至一桌八人，那就让他们挨个说或插花着说，而且通常兼着叙事的功能。作者常常不在第一时间把事情的原委说破，而是在延宕良久后，才在另一场合让当事人或知情者来陈述。其中陶陶因为是包打听，经常充当“民间说书人”的角色。既然去掉冒号的人物对话充溢小说文本，各色人等又常常充当叙述者，那么方言的使用必然是海量的。除了几句北方话、理发师的苏北话和保姆阿婆的绍兴话外，就全是上海话了。《繁花》由作者自画了四张市区地图，第一图是静安区的核心地段，第二图是卢湾区的核心地段，第三图是普陀区，第四图则是浦西的广大地区，它们是几个主人公的居住地和主要的活动范围，实际上也涵盖了上海市区方言的主要区域。在方言学上，上海市区的方言才是上海的主流方言，郊区的方言是非主流的。所谓“上海闲话”，是现代吴语区最有影响的方言之一，是各地吴语最大公约数和代表语言之一。《繁花》地图所标示的恰好就是作为上海主流方言的“上海闲话”流行的范围。

　　但是任何非常口语化的方言，与文绉绉的书面语言毕竟有着雅俗之别。上海方言也绝不例外。在很多场合下，它是更适合于表现市井生活的。 《繁花》一上来的“引子”部分似乎就表明了小说描写市井生活和市井人物的定位和倾向：“这天下午，沪生经过静安寺菜场，听见有人招呼，沪生一看，是陶陶，前女朋友梅瑞的邻居。沪生说，陶陶卖大闸蟹了。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沪生勉强走进摊位。陶陶的老婆芳妹，低鬟一笑说，沪生坐，我出去一趟。两个人坐进躺椅，看芳妹的背影，婷婷离开。沪生说，身材越来越好了。陶陶不响。沪生说，老婆是人家好，一点不错。陶陶说，我是烦。沪生说，风凉话少讲。陶陶说，一到夜里，芳妹就烦……”陶陶的烦，固然有夫妻生活间的隐情，其实关键与他的“七花八花”有关。《繁花》中有名有姓的写了六七十人，其中贯穿前后四十年的有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及其父母亲眷朋友邻舍等。他们出身的阶层不同，住处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分，长大后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无论是少年时代的生活，还是成年后的生活，都与街区小巷、充满变幻和杂乱无章的市井文化相生相伴，息息相关。如住茂名路洋房的沪生在60年代校舍和师资紧缺时上“民办小学”，小学就办在民办老师家里，才几个学生，粗通文墨的家庭妇女就穿着家常衣服甚至非常不文明地上课。 《繁花》对六十年代上半叶上海的城市生活并未美化，但因为写的是主人公们的青春年华，还是有着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温馨，或者同性之间纯洁的友谊。他们读外国诗、穆旦的诗，还有俄苏小说，听流行歌曲，流连于艺术美的领域。到了1966年，席卷整个中华大地的“文革”风暴，也把少男少女们拖入了政治漩涡。剪奇装异服一类的“扫四旧”，打砸抢一类的抄家，种种严重侵犯人权和私人财产权的法西斯行径，无论对施虐方或受虐方而言，都仿佛参加了当时中国青少年特有的成人礼。阿宝祖父家首当其冲，连阿宝的三口之家也从公寓强迁到工人新村一隅，接着是沪生家被强迁。最悲摧的是蓓蒂，竟遭遇抢房风波，最后与相依为命的绍兴阿婆不知所终。书卷气最重的豆蔻少女姝华嫁给了边民，一连养了三个小孩，回沪时已判若两人。如果说六七十年代上海市井为紧张的政治氛围所包围，那么到了八九十年代，因为经历了全民经商、人人言商、金钱至上的阶段，市井气就越来越浓了。 《繁花》所描绘的这一时期的市井生活图景，可以说直逼三四十年代，某些方面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阿宝终于离开了里弄生产组，做起了对外贸易。沪生考出了律师执照，不再做采购员了。陶陶做水产和卖大碟发了。他们与商界人士过从甚密，如康总、徐总，还有一干已婚未婚暧昧不明的女人。或饭局、麻局，或旅游。红男绿女觥筹交错，K房里与小姐胡天野地，一夜情家常便饭。物质利益总是放第一位优先考虑，亲情爱情都可以靠边。人人都在脚踏两条船，只是船里的货色各异而已。小到个人，大到企业团体，再无诚信可言。 《繁花》里的许多人，表面上亲如兄弟姐妹，却不乏勾心斗角甚至撕破面皮。连梅瑞母女，也会为已成继父的香港小开争风吃醋。追求金钱和情色正是市井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当一切都变得赤裸裸后，谈话就没有什么顾忌。男人的谈资除了生意经，就是有关男女风月的黄段子了。以“作、嗲、精”著称的上海女人呢，也少风雅可言。正如小说中的汪小姐所言：“女人开口谈理想，谈情调，谈巴黎，谈吃茶，是十三点。开口谈小囡，奶瓶、尿布，标准十三点。一开口就是老公长，老公短，是妖怪。 ”

　　作者在上海市井生活的描绘中，采取的是欲望叙事的策略。六七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分三十一章两两交叉式的叙事，虽然与蒙太奇无关，却也不无张力。三教九流，芸芸众生，都市的风物人情，少男少女的成长或沉沦，时代的沧桑变化，都市的林林总总、琐琐碎碎，在《繁花》里无不跃然纸上。这些又通过上海闲话娓娓道来，就构成了独创的“繁花体”。它仿佛一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更如一幅浩浩荡荡的浮世绘。笔调是冷峻的，又带着冷幽默。作者熟知这繁花喧闹里的空虚和无聊，而这恰恰是芸芸众生的人生之旅。